认定自首的几个疑难问题

叶良芳 任啸雷


自首是我国刑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刑罚制度，是我国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在量刑方面的具体体现。正确贯彻执行这一制度对于及时侦破案件、分化瓦解犯罪势力、促使罪犯认罪服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正确地认定自首，依法适用刑罚，最高人民法院在1984年4月16日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当前处理自首和有关问题具体应用法律的解答》的基础上，又于1998年4月17日公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给予了明确规定。然而，在具体适用该解释时，就某些问题仍然会时常发生争议，有必要予以分析澄清。
一、“双规”期间供述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
行为人主动向纪委投案或者因形迹可疑被纪委盘问教育后如实交代本人犯罪行为的，应当认定为自首，这一点实践中一般不存在疑议。但行为人被纪委“双规”后被迫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是否应认定为自首，则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这种行为仍然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应当认定为自首；有的认为这种行为刑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明确规定，不应当认定为自首；还有的则认为纪委的“双规”措施相当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更为严厉，因此，行为人在“双规”期间如实供述的罪行与纪委所掌握的罪行不是同种罪行的，应当以余罪自首论，如果供述的是同种罪行，则不应当以自首论。笔者认为，对这种情况原则上应当认定为自首。理由如下：1、这种行为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根据刑法第67条的规定，要成立自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动投案；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其中，自动投案是如实供述罪行的前提，如实供述罪行是成立自首的关键。因此，“如实供述”应采严格标准，要求单独犯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共犯必须如实交代自己的以及所知的同案犯的主要犯罪事实，主犯则必须交代所知道的整个共同犯罪的事实。“自动投案”则可采取较为宽松的解释，对投案的对象、时间、场所、方式和动机等不作特别限定，只要行为人出于己意自愿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都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行为人接到“双规”通知后，虽然到案有一定的被动性，但也经过其自由意志的选择，是自愿接受国家机关的审查和监督，只要其能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就应认定为自首，这是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罪犯自动投案、悔过自新、不致隐藏在社会上继续作案。2、“双规”不属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根据《行政监察法》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的“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但是不得对其实行拘禁或者变相拘禁”，以及《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是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规定的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党纪、政纪案件的必要措施。这种措施虽然也有一定的强制性，但与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却有着质的不同。首先，作出的主体不同。目前，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政府监察部门是采取合署办公的工作方式的，“双规”措施是由行政监察机关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联合作出的，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是由司法机关作出的。其次，适用场所不同。“双规”措施必须在规定的地点进行，但规定的地点不能是司法机关的办公处所、羁押场所和行政部门的收容遣送场所；司法机关强制措施则没有适用场所的限制，根据需要可以在任何场所进行。第三，适用的前提不同。适用“双规”的前提是行为人有违反党纪、政纪的行为；适用司法机关强制措施的前提是行为人正在实施犯罪或者已实施了犯罪或者有实施了犯罪的嫌疑。第四，适用的对象不同。“双规”适用的对象是党纪、政纪违法者，司法机关强制措施适用的对象是现行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因此，被纪委“双规”后而交代违法违纪事实的，不管行为人所交代的事实（包括犯罪事实）是否已经为纪委所掌握，都应视为司法机关未掌握，从而一律适用刑法第67条第1 款一般自首的规定，而无适用该条第2款余罪自首的可能。那种认为如果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如果与纪委所掌握的罪行相同就不能认定为自首的观点，显然是与法律规定相悖的。
实践中，纪委在查处案件时，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和证据，基本上可以认定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纪委在对行为人查问核实并作出党纪政纪处分后，即将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此处情况类似于行政机关移交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刑事案件。由于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已为纪委所掌握，行为人又是一般性地承认纪委所指证的犯罪事实，并未供述新的犯罪事实的，所以只能算是坦白，不能认定为自首。实践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即当纪委发现所查处的特定案件有可能构成重大犯罪时，往往会同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对案件展开调查，当对行为人适用司法强制措施后，行为人被迫承认犯罪事实的，则不应认定为自首。
二、劳动教养期间供述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
劳动教养是指国家劳动教养机关机关依照劳动教养法规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屡教不改的，或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不够或不需要给以刑罚处罚，而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采取限制其人身自由、进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治安行政处罚措施。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规定，劳动教养的对象是违反治安管理法规，屡教不改的人，或者是有轻微的犯罪行为，但尚不够被追究刑事责任，又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人。被劳动教养的人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的，能否成立自首呢？对此，实践中也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被劳动教养人员丧失了人身自由，类似于服刑犯，因此其只有交代出与劳动教养原因不同的行为的，才可以以余罪自首论。如果交代出的罪行与劳动教养原因相同，只是在程度上更为严重需要适用刑罚的，则不能算是自首。有的则认为如果将劳动教养人员排除在自首主体之外，不利于鼓励其积极改造，与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相违背，因此应将劳动教养人员主动交代本人罪行的情况一律作自首处理。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措施毕竟只是一种行政处罚，它既不同于司法强制措施，也不同于刑罚处罚。行为人的人身自由虽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其意志是自由的，也没有罪行被他人发觉的现实“危险”。因此，行为人在劳动教养期间供述本人罪行的，包括对劳动教养原因的事实作出重大更正和补充，以致有适用刑罚必要的，都应认定为自首。
三、 翻供后，能否成立自首？
实践中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有的犯罪行为人主动投案后，在前一诉讼阶段尚能如实供述本人的罪行，但在随后的诉讼阶段，如审查起诉阶段、一审阶段、二审阶段等，由于畏惧严厉的刑罚或者受到他人不当教唆等原因，思想上又出现反复，以致又推翻原来的供述。对于这种情况，只要其他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指控的犯罪行为的，就应当对其定罪处罚。但行为人先前的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行为能否认定为自首，则有不同意见。根据《解释》规定，如实供述的最后阶段是在一审判决前。换言之，如果被告人投案后，在一审判决前没有如实供述，但在二审期间出于某种动机才如实供述的，则不能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原则上只要行为人在任一诉讼阶段有推翻原供、拒不承认本人罪行行为的，即不应以自首认定；只有行为人在整个诉讼阶段自始至终如实供述本人罪行的，方可以自首认定。因为行为人只要有一次翻供行为，就表明其并没有悔罪之心，其主观恶性并没有真正消除或者减弱，对其从轻处罚的法律基础已经消失。另外，司法机关还得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挖掘搜集其他证据来证明行为人犯罪的成立，因而自首的客观效果亦不复存在。鉴于行为人先前的供述行为没有保持必要的延续性，其积极效果已被其后的翻供行为所抵销，因此，自然就没有适用自首的余地。当然，行为人翻供后，司法机关经过侦查，没有找到其他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行为人重新又如实供述的（包括在二审供述），则仍应认定为自首。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要注意区分翻供与辩护、上诉的界限。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根据事实和法律，针对控诉提出材料，发表意见，进行反驳和辩解的一种诉讼行为。辩护既可以针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进行，也可以针对案件的法律问题进行。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辩护时，由于与案件的事实问题无关，故不存在行为人翻供的可能。而案件的事实认定问题又可分为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和对非构成要件事实的认定。当对案件的构成事实问题进行辩护时，由于其影响案件的定性，行为人对部分或全部事实进行否认，即可能导致整个犯罪不能有效成立，等于推翻了先前的有罪供述，应当认定为翻供；当对案件的非构成事实进行辩护时，由于其主要影响对案件的量刑，不影响对案件的定性，不能否定行为人先前的有罪供述，故不得认定为翻供。总之，只要行为人的辩解与其先前的供述没有原则性的分歧，只要行为人对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没有否认，均是行为人依法行使辩护权，不能认为是翻供。一审判决作出后，行为人依法提出上诉，是其行使上诉权的表现，如果在二审过程中行为人没有否认先前的供述，同样不能以上诉行为来否定其先前的自首行为。另外，如果行为人翻供的内容不是主要犯罪事实或者实事求是地纠正了先前某些不实的供述，如实供述了整个犯罪事实，则仍应认定其如实供述了罪行，并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四、 供述同种罪行的，能否成立余罪自首？
根据《解释》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余罪自首论；属同种罪行的，则以坦白论。这一规定具有法律效力，实践中应当严格予以适用。但是，具体适用这一规定时仍时有争议，焦点在于行为人供述的罪行与判决已确定或者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是同种罪行的，应否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从法理上讲，应当予以认定。理由是：1、这一解释与法律规定不符。从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来看，仅是规定余罪自首必须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其他罪行”，即司法机关还没有发现的罪行，并没有限定行为人供述的罪行必须是异种罪行。《解释》将其限定为同种罪行，显然缩小了余罪自首的成立范围，不利于对被告人权益的保护。从刑法解释的一般原理来看，对某个条款、字词等无论是作扩张解释还是限制解释，都必须是有利于被告人的。这一解释违反了这一基本规则，属于不当解释。2、这一解释没有准确把握自首行为的实质。自首行为的意义在于行为人的主动供述行为既免除了司法机关为侦破查明案情所需的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从而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又反映出行为人主观上的认罪服法及人身危险性的消除或减弱。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是同种罪行还是异种罪行，是供述罪行与先前罪行是否具有同一性、耦合性的问题，并不是供述行为本身是否成立的问题，更与所供述的罪行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无关。无论行为人所供述的罪行类型、性质如何，供述行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犯罪分子犯罪后自愿将自己置于受国家追诉的地位，体现了犯罪分子悔罪自新的主观心理态度。既然行为的性质是一样的，处理上就不应区别对待。3、《解释》将这种情况作坦白处理对行为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够完整。因为坦白是一种酌定情节，司法机关可以考虑从轻处罚，也可以考虑不予以从轻处罚。如王某因受贿2万元而被司法机关拘留，在审讯中他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另外一次受贿9万元的行为。法院审理中因未考虑被告人这一供述情节，未对被告从轻处罚，使被告在服刑过程中一直申诉不断，影响了教育改造的效果。4、这一规定使认定自首会受司法人员主观意志的影响。定罪是主观对客观进行判断的一种活动，其结论难免带有个人意志色彩。但是，将是否是自首与罪行的类型联系起来，则会导致不恰当的结果。如李某因犯故意伤害罪在服刑期间如实供述了另一起伤害他人致死的案件，合议庭成员在认定这一行为的性质时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有的认为应定故意伤害罪，有的认为应定故意杀人罪，由此造成了适用自首与否的分歧。这种将罪行的类型与自首的认定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弊端可见一斑。5、这一解释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众所周知，如果对同种罪行适用自首的话，根据目前的刑法理论，尚欠缺司法可操作性。因为行为人在服刑期间供述同种罪行，尚可先对新罪适用自首的规定判处刑罚，再按照刑法第70条的规定将前后两个判决所判处的刑罚进行并罚。但行为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供述同种罪行适用自首则存有困难，因为司法惯例是判决宣告前对同种数罪不适用数罪并罚，而是作为一罪处理。如果对行为人其中一次的犯罪行为适用自首，则这一次自首有无溯及所有犯罪行为的效力，在判决书中该如何表达，又该如何适用刑罚等问题都有待明确。笔者猜测可能是为了方便操作，《解释》便将这种行为一概作坦白处理。但这种因噎废食的作法既不利于促使罪犯认罪服法，也不利于刑法理论的创新。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视这一规定，作出恰当的合理的解释。(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备注：本文发表于《法学杂志》2001年第5期，有删节。




甘肃省人民政府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甘肃省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甘政发〔2003〕38号 二○○三年五月十五日

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各地行政公署，省政府各部门，中央在甘各单位：
　　《甘肃省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已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甘肃省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

　　 为了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性机遇，吸引国内外的资本、技术、人才参与甘肃开发，加快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除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等国家政策外，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结合甘肃实际，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
　　一、税收和财政优惠政策
　　(一)对设立在甘肃境内临夏回族自治州、甘南藏族自治州以及张家川、天祝、肃南、肃北、阿克塞等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除国家明令禁止、关闭和限制的产业、企业外，以2001年到2010年，由当地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内资企业可以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减征或免征地方所得税。
　　(二)甘肃境内的内资企业被确认为产品出口企业且当年出口产值达到总产值70%以上的，经财政部门批准，由受益级财政在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中给予一定的补助。
　　(三)对省级重点建设项目，除证照费、工本费外，减免在规划、消防、施工审批过程中的地方性、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指导性定价的收费按下限收取。
　　(四)对投资兴办的供排水、垃圾处理等环保和公益性项目，收费标准暂时不到位的，允许同级人民政府采取适当的方式给予补贴，直到收费标准到位时取消。
　　(五)鼓励国内外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来甘肃投资兴办民营科技企业。民营科技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按《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的决定》(甘政发〔2000〕30号)文执行。
　　(六)经省级科技、财政主管部门共同认定，以科技风险投资为主的省内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从获利年度起，报财政部门批准，5年内由受益级财政在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中给予一定补助。
　　(七)鼓励国内、国外企业与甘肃境内的科研机构合作。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成功并转制为独立核算的科技型企业后，经财政部门批准，在2004年底前由受益级财政在其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中给予一定补助。
　　(八)企业为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所购置的试制用关键设备、测试仪器，单台价值在10万元以上的，经财政部门认定后，可一次或分次摊入成本。
　　(九)鼓励跨国公司、外商、外资企业及省外投资企业兼并或收购甘肃境内企业。企业被兼并后，不论被兼并企业是否仍然具备纳税人条件，被兼并前尚未弥补的亏损，经省级税务机关批准，允许用其以后年度与被兼并企业资产相关的经营所得，在合法弥补期限内税前继续弥补。
　　(十)托管、租赁、承包甘肃境内严重亏损的企业，期限不少于5年的，从获利年度起，经财政部门批准，受益财政第一年至第三年全部、第四年至第五年减半返还企业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对资产与负债基本持平的国有企业，经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指定的具有资质的资产评估单位评估并批准评估结果后，在界定清楚收购方法律责任，明确原国有企业债权、债务由收购方承担的基础上，可以实行零资产转让。通过合资、合作、兼并、收购、参股等形式转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原甘肃境内企业，享受外资企业的待遇。
　　(十一)大力支持文化事业的发展。对甘肃境内的纪念馆、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站、中心)、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馆及文物保护单位举办文化活动的第一道门票收入免征营业税。
　　二、信贷和融资政策
　　(十二)加大对甘肃境内重点建设项目信贷的支持力度。加强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的联系与协作，做好项目前期工作。鼓励金融机构介入交通、通信、能源、水利、市政等基础设施，以及特色农业、生态建设、有色冶金、石油化工、机械电子、高新技术产业、食品工业、生物药品、特色旅游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及时进行项目评估，积极向总行推荐贷款。
　　(十三)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帮助中小企业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结构，提高技术等级，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对产权明晰、管理规范、资产负债低、有一定自有资本金的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中小企业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尽量满足其合理的流动资金需求。
　　(十四)规范建立股份制投资基金，鼓励其投资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鼓励组建资产优良和实力雄厚的公司法人，作为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统贷统还的主体。
　　(十五)积极创新金融产品，提高信贷服务水平。大力推行仓单质押贷款、出口退税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业务、保付代理业务、联保协议贷款、流动资金循环贷款、出口创汇企业国外转贷款、对外担保、信用证等新的金融服务品种，加大信贷投入。
　　(十六)鼓励符合法律规定和设立条件的主体，按有关规定申请设立保险机构，积极支持中资和外资保险公司在甘肃境内设立分支机构。
　　(十七)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按有关法规申请上市融资。支持上市公司发行A股、B股、H股及境外债券。
　　(十八)进一步扩大甘肃地方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优先安排符合发债条件的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化、重大工业结构调整等项目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融资。
　　三、土地利用优惠政策
　　(十九)依法出让给单位和个人进行造林、种草等生态建设的国有荒山、荒坡、荒滩等未利用土地，出让金每亩40元以下，可以进行减免，具体减免由市、县人民政府确定。
　　(二十)基础设施建设占用耕地，建设单位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其应缴纳的耕地开垦费按《甘肃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所规定的等级和标准的下限收取。
　　(二十一)提高建设用地审批效率，及时提供并保障经济建设用地。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国土管理部门要提前介入，加快用地审批速度。对需报国务院批准用地的铁路、国道主干线公路、重要水利工程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影响工期的单体控制性工程，建设单位可以申请先行用地，由省级有关部门报国务院主管部门核准先行动工建设，并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用地报批手续。对属各级政府批准的建设用地，报批材料要尽可能简化，并减少审批工作环节，在上报合格材料后的5个工作日内完成用地审批手续。征地工作，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统一进行。
　　(二十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对商业、旅游、娱乐、商品房等项目以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公开出让国有土地，对其他项目建设用地实行协议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入股)等有偿使用制度。购买、兼并、参股国有企业时，可经批准将国有企业原划拨土地评估转为国家资本金、国有股。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引资的国有企业集团，其土地使用权不发生转移、土地使用性质不改变的，可继续以划拨方式保留土地使用权。划拨土地需要转为有偿使用土地的，按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计算租金或增加国家资本金、国家股本金。
　　投资于城市基础设施、非经营性科技、教育及其它公益事业、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的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划拨方式取得。
　　(二十三)国内外各类经济组织在甘肃境内投资举办的生产性出口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鼓励类产业的用地，其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减收40%。省级以上开发区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优惠。
　　四、矿产资源开发优惠政策
　　(二十四)国土资源调查中，优先安排祁连山、西秦岭、河西等重要矿产资源集中区、国家紧缺矿产和黑河流域、石羊河流域、中部和陇东等区域地下水资源的调查评价工作，并在工作经费上予以支持。同时，加强地质工作程度较低地区、地质灾害严重地区的基础地质工作。
　　五、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的政策
　　(二十五)鼓励投资创业。申办生产经营性和商业批发为主的公司，注册商标、品牌、技术、科研成果等无形资产，经评估作价后可作为注册资本，但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不能超过20%。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按国家有关规定认定后，占注册资本的比例可达到35%，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十六)对外商投资在甘肃境内兴办的医院，经审核，符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条件的，可确定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二十七)社会力量在甘肃境内投资办学和中外合作办学，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在办学审批、职称评定、推荐就业、行政管理等方面享受公办学校同等待遇。
　　(二十八)对来甘肃发展的外资和省外企业，在企业和产品的认定、资质评审、经营权限审批及项目招标、业务承接等方面，享有与甘肃企业同等的权利和机会。
　　六、引进和留住人才的优惠政策
　　(二十九)围绕重点领域、重大项目聘请高层次人才。在高新技术高地设立30个甘肃省特设首席专家岗位。在省内高等院校选择30个与甘肃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点学科或重点实验室，设立甘肃省特聘首席教授岗位。特聘首席专家和特聘首席教授，以个人申报、单位遴选、省级人事部门批准、签订聘用合同方式，面向省内外、海内外公开招聘，聘期一般为3年。聘任期间，除用人单位按合同规定向特聘首席专家、特聘首席教授发给相应工资、津贴并提供住房外，省人民政府每人每月再发给岗位补贴4000元。
　　(三十)建立甘肃省留学生创业园和大学科技园。在科技园区建立若干从事科研成果开发转化的工程研究开发中心，动员和吸引省内外高校的科研力量、优秀海外留学人才来园区，从事科研成果的开发转化工作，兴办高新技术企业。回国留学人员在甘肃创办企业，可凭中国护照直接注册登记，注册资本金可按有关最低标准执行。经省级科技部门确认，对进入园区搞科技项目推广、成果转化的甘肃急需高新技术和支柱产业、重大工程、关键性技术攻关项目，优先给予贷款贴息、担保等风险投资优惠。回国留学人员投资兴办的高新技术企业，除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有关优惠政策外，同时享受甘肃省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三十一)允许甘肃境内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和不影响原单位利益的前提下兼职兼薪，进行科技开发与科技推广工作。兼职报酬由本人和用人单位协商确定，兼职工作中发生的意外伤害，由临时聘用的受益单位负责，其它事宜由双方按合同约定办理。
　　(三十二)加大对科技成果完成人的奖励。在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取得的职务成果进行转化，成果完成人可根据不同的转化方式，获得与之相当的股权、收益或奖励。其中，以股权投入方式进行转化的，成果完成人可享有不低于该项成果所占股份20%的股权；以技术转让方式将成果提供给他人实施转化的，成果完成人可享有不低于该项成果转让所得税后净收入20%的收益；以自行实施转化或以合作方式实施转化的，在项目盈利后3—5年内，每年可从实施该项成果的税后净利润中提取不低于10%的比例，用于奖励成果完成人。企业自主开发的非本企业主导经营领域的成果，在项目盈利后3—5年内，每年可从实施该项成果的税后净利润中提取不低于10%的比例，用于奖励成果完成人。
　　(三十三)设立甘肃省科技功臣奖和甘肃省科技进步奖，奖励对我省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科技功臣奖的获得者，授予“甘肃省科技功臣”荣誉称号，由省人民政府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人民币60万元。
　　(三十四)逐步改善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留学回国具有硕士及其以上学位的专家、学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在甘“两院”院士的医疗保健、交通工具、住房等工作生活待遇，可按副省级干部标准执行。建设专家公寓，为引进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
　　(三十五)各级政府选拔录用国家公务员，要面向社会公布空缺职位，通过公开、公平、竞争的办法择优录取。省人民政府职能部门空缺的副厅局级领导干部职位，按计划面向省内外公开选拔优秀人才担任。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的事业单位，可在本行业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设置总量内，按照“精简高效、结构合理、群体优化”的原则，自主设置岗位，实行竞聘上岗。
　　(三十六)建立人才社会保障制度。来甘肃工作的教授级、正高级专业技术人才、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具有博士或留学回国具有硕士及其以上学位的人才，已参加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的，由接受单位负责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保险转移手续；原先在企业工作但未参加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的，自到我省工作之日起，可依法参加企业的养老、失业、医疗保险，按国家规定享受养老、失业、医疗保险待遇。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企业，应优先为来甘肃工作的各类高级人才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并实行市场化运营和管理。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离岗兴办民营科技企业和咨询服务中介机构，或进入科技企业和咨询服务中心机构工作，在自己承担社保和医保缴费的前提下，根据本人意愿，可保留其在本单位的档案、社保和医保关系，在企业、事业单位社保体制并轨后，按新规定执行。
　　(三十七)调整兰州等城市的户口迁移政策，放宽各类人才的户口迁移限制。凡急需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具有大学本科及其以上学历的人员、中级及其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和留学回国人员，以及其他拥有专利、发明、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的特殊人才，到甘肃境内国有或非国有单位工作，或合作开发技术(项目)，转化科技成果，投资创办科技、经济实体的，实行“户口不迁、关系不转、时间不限、来去自由”的办法。若本人提出办理调动、户口等关系，可经用人单位考核并经上级管理部门审核后报省人事部门和公安部门，随时办理调动以及本人及其直系亲属落户等手续，不收取除工本费外的其它任何费用。在兰州市以外工作的，也可在兰州落户。对大学本科及其以上的毕业生暂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可先落户、后就业。对投资兴办实业、购买了商品房的人员，准予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落户。外地来兰州并在市区有合法固定住所的个体经营者，凡连续三年每年缴纳个人所得税额超过8万元(含8万元)的，业主本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办理入户手续。
　　七、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
　　(三十八)改革项目审批制度。除使用各级财政性资金和非商业银行贷款以及国家有明文规定的项目外，按业主自主决策原则，取消对其它全额自筹资金项目的审批，实行项目登记备案制。项目业主单位按基建、房地产、技改等不同性质，将项目建议书按规定的审批权限分别送达省、市(州、地)或县(市、区)有关部门登记备案。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同级计委或经贸委在三个工作日内签发备案核准证。备案核准证与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具有同等法定效力。
　　外商投资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类，不需国家综合平衡的限额以上项目，由省级有关部门审批项目建议书或可研报告；外商投资3000万美元以下项目，在不需省级有关部门平衡资金、资源及协调环保事宜的情况下，由当地有关部门分别批准项目建议书和可研报告、合同及章程。
　　凡是必须审批的项目，属省级审批权限的，省级有关部门对项目建议书和可研报告合并一道审批；资料齐全的，各项审批最长不超过五个工作日。属于国家审批权限的，省级有关部门在项目单位报送符合国家要求的全部合格资料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国家审批部门报出。省内各项审批事项，实行政策、程序、资金、人员、结果公开和时限承诺的“五公开一承诺”制度。
　　(三十九)积极推进行政大厅和行政首问制度。凡是一个事项由多个部门审批的，要实行联合办理或集中统一办理。对在甘肃境内投资的项目实行全程服务，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帮助解决建设和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调解纠纷和矛盾，监督合同的执行。省外商投诉中心设立公开投诉电话，受理内、外商企业的各种投诉。鼓励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进行监督，发现违反行政规定的行为可以各种方式向各级监察部门举报。
　　(四十)禁止向企业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取消所有不合理收费项目，实行收费公示制和“单位开票、银行收款、财政管理、收缴分离”的征管体制，严格执行“两证一书一票一卡”制度(即：《收费许可证》、《收费员证》、《进企业收费审批通知书》、统一收据、收费登记卡)，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四十一)对来甘肃工作的高层管理和科技人才、投资数额较大(指在兰州市投资500万元以上或在其它市、州、地投资250万元以上)的外籍投资者提供入境、居留便利。对从事商务考察、贸易活动需多次临时入出境的境外人员，可根据需要发给有效期最长不超过五年、每次停留期最长不超过六个月的多次入境签证。对需在甘肃长住人员，可根据实际需要发给一年以上最长不超过五年的外国人居留证；若需多次入出境的，同时发给与外国人居留证相同期限的多次往返签证。对来甘肃考察、投资的华侨、港澳台同胞，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办理居留和签注手续，手续齐全的即日办理。
　　八、附则
　　(四十二)自本政策生效日起，《甘肃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优惠政策》自行废止；甘肃省现行政策中与本政策不一致的条款，一律停止执行。
　　(四十三)上述政策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行，并设置投诉电话和网上投诉信箱。省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在不违反本政策条款原则的情况下，对相应条款制定有关政策细则或具体实施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