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

甘肃省静宁县人民法院 魏齐富

内容摘要：
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详尽规制，不应是原则性的条款表述，而应以规则性条款加以规定，以便于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在宪法实践中的具体援引和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确认宪法对公民直接效力和确认宪法对公民受侵犯而予以直接救济，已成为法治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国际上将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视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标志的潮流下，我国宪法也应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作出必要的回应。
关键词：
公民权利 国家权力 直接效力 宪法诉讼

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了四部宪法，其中“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在排序上均次于国家机构，说明这三部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轻视。“八二”宪法将公民权利首次提到国家机构的章列之前，应该说，“八二”宪法对公民规定已经相当进步了，这也表明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上，以宪法的形式加以规范法律化。公民地位排在总纲之后国家机构之前。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宪法思想。
1789年的《人权宣言》宣告，公民权利是天赋的、自然的、人人平等而具有的、不可消灭的权利。同时也要求“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1)亦是言，权力来源于民众，现代国家从法律意义上说，应当是民众选举代表，组成国家，由民众集体授权给国家，以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和执行社会公共意志，维护民众的正常有序的生活。从这点出发，公民权利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和实现公民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
“八二”宪法以前的三部宪法，均推崇国家权力至上，忽视并规避对公民权利切实保障。明显的漏洞即在于，政治活动中张扬和宣示主权在民，但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拥有主权的民众却被无数次愚弄，“主权在民”仅成为少数人玩弄宪法的招牌而已。其实质即国家权力远远高于公民权利，这在宪法的排序上即可看出。
“八二”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大幅度提升，表明“他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2）人民当家作主，即人民主权，按法律精神而言，权力是为实现权利而由权利派生的。公民权利在宪法中的至上性正是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和根本。当然，公民权利的天赋性和至上性决定其为宪政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它是宪法制定和实施的终极目的。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地位作了明确规制，但对公民权利的范围却没有加以明确划分。我国宪法采取“列举式”的授权方式规制公民权利的范围，这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不得享有，否则是违法的，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
宪法对公民权利范围的规制，应该体现“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不应仅仅只限于宪法原则性条款所列举的，而应根据宪法精神派生和廷伸：一切与宪法精神不相冲突和抵触的权利，均应归属到公民权利的范畴。但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只注重宪法的成文化条款所赋予的权利，未成文但根据天赋和自然精神所应享有的权利却不在其保障之内。但是，法律的成文化不能涵盖法律精神。所以，成文条款之外的权利在受侵犯后，应当得到宪法的直接或间接救济。
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以原则性规范为主，过于笼统，过于模糊。马克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3）当然，宪法规范的明确性主要应以规则来体现，并且只有规则才能做到肯定、明确。宪法是为了规制国家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而制定的，权力的界限和权利的保障都需要在宪法中加以明确化。宪法对公民权利不作具体规定，而只以“确认原则为限”，权利的种类、范围和界限不明确，保障公民权利就只会是一句空话，而随意限制、剥夺公民权利的违宪现象就不会受到制止和惩处。
由于我国宪法规范以原则性为主，并且在立宪、修宪时就以原则性为指导思想，导致我国宪法中原则性规范过多，公民权利的规制也不例外，要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和及时救济，应当以规则性规范来界定公民权利的范围，也是确定合宪与违宪的唯一标准。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权利和权力的次序关系，若果对二者的孰先孰后存在模糊或者有意规避，对探讨公民天赋权利的保障毫无益处。宪法对公民权利的明确而正当的宣示，即意味着对传统“人治”权力毫不客气的限制。尤在现代法治理念国家的运行过程中。更加强调国家权力的有限操作性和公民权利的有限妨害性。
宪法之所以成其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因之于它代表着组成国家的基本元素即公民的无尚权利和利益，是对公民存在价值合法而正当的肯定。亦是言，对国家机关无限权利的否定，它承载着公民天赋权利能够实现而且应当实现的法治精神。
公民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享有权利是社会成员实现个体自主和自由的具体表现。立宪正是为了明确界定国家权力运行的范围和力度，从而赋予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大部分领域的权利，以及公民在授予国家权力时所保留的自然权利不被侵犯。
当然，要使公民权利得到善良有序地行使，并作为国家机关正常而健康运行的一个内容，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则成为立宪及司宪的根本目的。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则是宪法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终极目的。基于此，在权力交易的一级市场中，人民通过宪法将自己的主权权力委托给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所支付的对价理应是合理配置权力，并且规范权力的有效运行，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明确国家权力的范围，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才能明确肯定地赋予公民权利应有的法律尊严。任何民主国家都承认，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人民通过民主选举将自己的主权权力委托给依法成立的各类国家机关。由此推断，国家机关的权力仅限于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范围，法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应由人民保留，国家机关不得行使，更不得侵犯。
可是，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对国家机关的权力极少制约，而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过多干预和任意限制，乃至于侵犯，形成本末倒置的局面。
面对现行宪法在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基本瘫痪状态下，我们应当具有这样一种认识：国家是公民的集合体，国家权力乃是公民权利的派生和延伸，作为原始权的公民权利独立于作为派生权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不得也不应当超越于公民权利之上，公民权利为国家权力的行使划出了界线。国家权力从宪政理论上将其设计为保障和促进社会成员即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并作为公民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公力支柱。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是相互冲突和消长的关系，国家如果“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以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它将一无所用。”（4）说明国家不惜牺牲作为国家权力存在依据的公民权利时，国家权力的骤然膨胀必然导致公民权利的萎缩和抑制。若果宪法按照宪政理论的设计，将公民权利规制得详实而具体，国家权力的行使自然就受到相对的限定和制约。
人的社会，是由于人需要有一个能够维护群体利益和人的权利被侵犯时得到公正救济这样一个团体，才自发组成国家，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其权力不是神授，也不是天然的，正如霍布豪斯所说：“国家的职责是为公民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依靠本身努力获得充分公民效率的一切。”（5）亦是言，权利派生权力，权力服务权利。
我国传统的国家权力即行政权的至上本位，直接影响了现代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八二”宪法尽管对公民权利作了必要的列举，但是，公民权利一旦受到侵犯，却无法得到及时而妥善的救济。我们强调国家公利益而轻视公民私利益，或者说着重在建设和加强国家权力，而散置和削弱公民权利。立法权和司法权往往受到传统核心权力??行政权的左右和干扰。整个社会系统要正常运转，离不开面面俱到的行政权，但行政权的无限膨胀，对国家的法治建设和公民民主权利的保护恰恰有所损益。因为：“没有一种暴力能强迫生长，任何一种依靠感情的一致，依靠对意义的理解，依靠共同愿望的有社会价值的事情，都必须体现自由。”（6）要体现自由，必须张扬宪政威仪，宪政的精神便是：权利至上。
“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原则，也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7）自由是一切公民权利的出发点，从自由派生出的公民权利是宪法保障的具体归宿，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不过是体现国家主人即人民的自由而已。
要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任意侵害，必须用宪法形式来限定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力和消极不作为的义务，无论是对权力的限定，还是对义务的设置，均体现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善良保护。我们在申明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和公民权利的至上性同时，也应明确：公民权利的保护需要借助国家权力的干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后，国家权力的直接介入正是权利派生权力的初始目的。
这种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干预实际上也丰富了公民权利的内涵：公民权也由经典的自由权转变为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两项权利也涵盖了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罗列。要使公民得到最根本最广泛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不能放任公民权利的无限滥用，否则谈不上维护和保障其权利，相反则有损于公民权利的实现。“自由的领域就是生长发展的领域，自由和控制之间没有真正的对立，因为每一种自由都依靠一种相应的控制。”（8）
我们在探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同时，应当批判一种极其粗暴的行为，那就是我国的基层政府在行政执法中，滥用行政权，并使用墨镜、手铐、警笛的暴力行为，对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而我们的宪法却视若无睹，这背后是一种封建特权和权力至上在作祟，在我们传统的公私意识里，公权对私权享有无可辩驳的支配权，这也导致了我国现行宪法在制定时就潜藏着一种封建专制权力的阴影。所以，我们的人民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而定其经国大略的宪法却严重滞后。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缺陷

近现代宪法的发展历程告诸我们，人们之所以承认国家，承认少数统治者的权力地位以及制定宪法和实施宪政，其良好愿望在于将自身无可达到的希望寄托于宪政的执行者??国家。借助国家公权力来保护每个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这才是立宪施宪的初始目的。但是，我们一贯传统的思维却将这种人类共通的宪法精神加以严格规避，谁倡导自由，谁便是自由化思潮的代言人。殊知，我们要求并张扬的自由是宪法根据自由精神赋予的，是法定的。自由的展开，便是建立在法定自由基础之上的各项公民权利，但我国宪法，从一定程度上看只是旨在温暖人心的价值符号。
我国宪法所确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在传统核心权力即行政权面前，疲软无力。行政权的传统力量使得历受政治统治的公民无法具备施行宪政的精神。并且权力的行使亦无现代的宪政理念，他们不希望公民动辄要求权利，而更希望公民的义务履行。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公民的宪政精神得以限制，权力愈加绝对，公民权利处于弱势。
“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就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是无须思想、怀疑或者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愿就够了。”（9）孟得斯鸠的言说，针对中国现行宪法下的国家生活状态，是不会错的。因为，我们的国家主体很少具有这样一种精神：“按照社会条件的许可准确地保护人的天赋权利，其他什么也不能做。”（10）并且，我们的公民同样不具有这样一种精神：“人们的自由要有效，就必须承认某些相互的限制。”（11）这种精神的具体外化，就是利用立宪和施宪来切实有效地规范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国家和公民都必须具备现代法治要求的独立和克制的精神，相互尊重。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和人们思想进一步解放的条件下，仍然重国家价值，轻社会价值的同时还重义务、重秩序而轻权利、轻自由。在对待公民基本权利尤其是公民政治权利上，徘徊不前，犹疑不定，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因为“在变了的环境下维持旧秩序等于引起一场革命。”（12）
当下，公民宪政要求的满足，全凭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赠与，推动国家向现代、文明、民主的方向发展也取决于当下执政者。其实，我们对给予公民权利太多将直接影响政治稳定的担心毫无必要，因为“人民一旦接受了好的准则，将比所有正人君子更能持久地遵守。”（13）
我们必须具有这样一种认识：“公民权利至上是现代宪政以及行政法律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现代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14）就须“打破治人者与治与人者的传统关系的格局，要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克制其成为治人者的强烈欲望。”（15）当然要求“主权者”即公民积极主张自己应有的不可剥夺和转让的权利。
宪法是国家大法，是根本法、母法，具有最高效力。但是在保护权公民基本权利上却断无效力可言，司法判断无所凭据，即是言，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制无直接效力。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宪法从来就有直接效力。在二战后制定的宪法中，宪法条文可以直接援用作司法裁判的依据。当然，公民权利规范自在其中。
宪法之所以宣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因为其乃为宪法的精神支柱，也是宪法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同时还是政府正当性合法性来源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宪法之所以确定公民权利以直接效力，是因为公民权利乃私权，相对国家权力而言，在施行上不依靠公力是软弱无力的。为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任意侵害，其直接效力在司宪和司法实践中足以对抗国家权利，即公民应当享有宪法赋予的抵抗权。若果公民权利无直接效力，即公民不能依据宪法规范在受侵害后提起诉讼，则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权力因缺乏外在强制，拒绝或迟延履行义务，从而导致公民权利实际上得不到有效救济，而只是国家的“恩慧”。这和宪政精神大为悖逆。
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制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的救济措施。尽管我国宪法序言明确宣示其“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力”，公民及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但由于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的不建全，从而使宪法原则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和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侵犯公民权利易于反掌，尤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更为甚，由于宪法条文的过于原则化，极易被权力代理人架空，成为各种违宪行为合法化的避护伞。而宪法却没有追究违宪责任的常备机构和配套措施。其实质则是公民权利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和“乌托邦条款” 而已。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6）权力的被滥用，是因为权力的过于绝对，自行定位成“治人者”的国家工作人员得不到应有的监督，违宪后又得不到相应的责任追究。救济，宪政所急需。

环境保护部


关于发布《国家环境保护技术评价与示范管理办法》的通知

环发〔2009〕5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护局：

　　为促进环境保护技术进步，增强环境管理决策的科学性，提高环境保护投资效益，规范环境保护技术评价与示范等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的有关规定，我部制定了《国家环境保护技术评价与示范管理办法》。现予以发布，请遵照执行。

　　附件：国家环境保护技术评价与示范管理办法

　　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主题词：环保 技术评价 示范办法 通知

附件：

国家环境保护技术评价与示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环境保护技术进步，提高环境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和环境保护投资效益，引导先进、成熟的环境保护技术应用，建立健全环境保护技术评价与示范制度，规范环境保护技术评价与示范等活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环境保护技术评价与示范活动的管理。

　　利用中央或地方财政资金补助以及其他列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环境保护技术示范项目应当按本办法进行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环境保护技术是指污染治理、生态修复、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污染防治技术和所依托的产品及装备，环境监测技术和产品。

　　第四条 环境保护技术评价是指按照规定的程序、方法，对环境保护技术的水平、可靠性、环境和经济效益以及风险等所进行的评估、验证、论证、评审等活动。

　　第五条 环境保护技术示范（以下简称《技术示范》）是指根据环境保护工作需要，依据《国家先进环境保护技术示范名录》（以下简称《示范名录》），按照规定的程序批准，利用中央或地方财政资金补助或企业单位自筹资金纳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对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率高、污染物产生量少的清洁生产技术、工艺进行工程应用示范的活动。

　　第六条 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环境保护技术评价、技术示范工作的组织管理、指导、协调和监督。其主要职责是：

　　（一）建立国家环境保护技术评价、技术示范制度，培育适应环境保护管理要求的环境保护技术评价、技术示范机制；

　　（二）发布国家环境保护技术评价、技术示范实施细则、指南、规范等指导性技术文件；

　　（三）制订发布《国家鼓励应用的环境保护技术目录》（以下简称《鼓励目录》）和《示范名录》；

　　（四）负责组织技术示范项目的筛选、评审，进行项目管理等工作；

　　（五）负责省级以上技术评价机构的业务委托及指导；

　　（六）组织开展环境保护技术评价、技术示范相关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环境保护技术评价、技术示范项目的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组织申报和初审，并向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推荐本地区《鼓励目录》、《示范名录》的依托技术；

　　（二）负责组织申报、初审、推荐本地区技术示范项目；

　　（三）负责对国家确定的技术示范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并配合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四）负责本地区技术示范项目的筛选、立项及项目管理与验收等工作；

　　（五）负责管理本辖区环境保护技术的评价工作。

第二章 技术评价

　　第八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开展与环境保护技术相关的管理工作或项目审批时，应当以环境保护技术评价的结果作为依据。下列情况应当进行技术评价：

　　（一）《鼓励目录》、《示范名录》和环境保护奖励等依托的技术；

　　（二）中央或地方财政资金支持的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示范项目的依托技术；

　　（三）中央或地方财政资金支持的各类环境保护规划实施及重点流域、区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重点节能减排和污染治理工程等需要进行评价的依托技术；

　　（四）制订各类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指南、导则、规范等为环境管理服务的环境保护技术指导类文件依托的主要技术；

　　（五）中央或地方财政资金支持的环境保护技术成果转化立项、贷款、投资过程中需要进行评价的技术；

　　（六）利用国家或地方财政资金资助，拟采用的已完成中试或工业化试验，具有产业化前景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或拟引进的境外环境保护技术、产品或装备；

　　（七）法律、法规要求进行评价的技术。

　　第九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工作需要委托评价机构或评价专家委员会（评价专家组）进行技术评价。技术评价一般分为单项技术综合评价、新技术验证评价和同类技术筛选评价三类：

　　（一）对单项现有技术，应当委托评价机构对其技术的先进性、有效性、可靠性、经济性、应用前景、适用范围、技术和市场风险，以及存在问题等进行综合评价；

　　（二）对已完成中试或工业化试验，具有产业化前景的单项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以及利用财政资金从境外引进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应当委托评价机构对其技术经济性能进行以试验验证为主要内容的验证评价；

　　（三）对同一应用领域或同一技术原理的多种技术，应当在单项技术综合评价或验证评价的基础上，按应用或技术领域组织或委托评价专家委员会（评价专家组）对其技术经济性能进行筛选评价。

　　第十条 环境保护技术评价应当遵循客观、科学、公正、独立的原则，采取技术、经济和环境效益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专业评价人员与技术专家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十一条 技术持有方（技术依托单位）应当按照评价实施细则、指南、规范等技术文件的要求，提供真实、完整、详实的技术资料，以及经省级以上的环境监测机构出具的监测报告和经省级以上环境监测机构或检测机构出具的技术性能验证检测报告。

　　第十二条 评价机构或评价专家委员会（评价专家组）在接受评价委托后，应当根据评价指南、规范等技术文件及委托要求，独立开展评价工作。评价工作完成后，应当向下达委托任务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技术评价报告。

　　对同类技术筛选评价，其评价结果通过专家委员会（评价专家组）会议或通讯方式产生。

　　第十三条 评价机构或评价专家委员会（评价专家组）应当对评价结果、结论和评价报告的科学性、客观性、真实性负责。

　　第十四条 评价结论应当明确被评价技术的可行性、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可达到的环境、技术和经济指标，以及存在的技术风险，不得滥用“国内先进”、“国内首创”、“国际领先”、“国际先进”、“填补空白”等抽象用语。

　　第十五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在不涉及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将环境保护技术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

　　环境保护技术评价结果可作为环保科技成果登记、统计、奖励等的依据。

　　第十六条 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或委托进行的技术评价工作，其评价经费应当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由组织、委托评价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支付。

　　第十七条 环境保护技术评价实施细则、指南、规范等技术文件由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三章 技术示范

　　第十八条 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环境管理决策的需要和环境保护技术发展的情况，在技术评价的基础上，制定发布《鼓励目录》和《示范名录》，并以上述两个目录为基础，组织开展技术示范工作，公布年度技术示范项目。

　　（一）《鼓励目录》所列技术为经工程实践证明，技术成熟、污染防治效果稳定可靠、经济合理的各类环境保护技术、工艺和产品。《鼓励目录》主要用以指导各级环境保护部门和污染防治用户优先选用成熟可靠的技术；

　　（二）《示范名录》所列技术为技术工艺方法具有一定创新性，主要技术、经济和环境指标具有先进性，并已基本达到实际工程应用水平的技术。主要包括：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的工程化示范，已有技术扩大规模、应用领域示范，引进技术的国产化示范，解决重大环境问题的成套化、集成化的技术示范等。

　　《示范名录》主要用以指导各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及其他财政资金中污染防治新工艺、新技术示范项目的申报和审批，以及企业自筹资金支持示范项目的技术选择。

　　第十九条 《鼓励目录》、《示范名录》按下列程序制定发布：

　　（一）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订发布年度申报、推荐指南，向社会征集技术；

　　（二）技术依托单位按年度申报、推荐指南要求向单位所在地的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提交申报资料；

　　（三）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申报资料初审后，提出推荐意见报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其中，对申请列入《示范名录》的技术，应当委托评价机构对申报技术进行综合评价或验证评价，提交技术评价报告；

　　（四）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委托）评价专家委员会（专家组）对申报技术进行筛选评价，制定发布年度《鼓励目录》和《示范名录》。

　　第二十条 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及财力，组织实施技术示范工作。

　　第二十一条 申请国家或地方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等财政资金支持的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示范项目所依托的技术应当符合《示范名录》的规定，项目的申报、推荐和审批，按《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

　　由企业自筹资金开展列入《示范名录》的技术示范项目，可自愿申请纳入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技术示范项目管理。由技术依托和项目示范工程建设单位联合向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初审、推荐，报经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列入技术示范项目管理。

　　第二十二条 在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示范计划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项目建设单位和技术依托单位应当与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受其委托的机构签订《国家环境保护技术示范项目任务书》（以下简称《示范任务书》）。

　　第二十三条 示范项目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技术示范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检查，每年不少于两次。

　　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各地跟踪检查情况，对技术示范项目执行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并将抽查结果书面通知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四条 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章综合评价的规定和《示范任务书》的要求，在技术示范项目稳定投运后的三个月内，委托评价机构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技术后评价，出具后评价报告。后评价报告应当作为技术示范项目验收的主要依据。

　　第二十五条 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示范项目技术后评价结束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将技术后评价报告报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列入国家及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技术示范项目，工程验收合格并通过后评价的，经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推荐、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可列入《鼓励目录》。

　　第二十七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下列工作中应优先采用和支持列入《鼓励目录》和通过后评价的示范技术：

　　（一）建设项目的环境管理、污染源限期治理、节能减排等环境管理活动；

　　（二）财政资金补助的污染防治项目。

　　第二十八条 在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工程设计等咨询业务中，应当优先采用列入《鼓励目录》和通过后评价的示范技术。

　　第二十九条 省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发挥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环境科学学会等社会中介组织在环境保护技术推广应用中的作用，推进使用列入《鼓励目录》的技术。

　　第三十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按年度从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中安排规定比例资金支持技术示范工作。

　　第三十一条 环境保护技术示范实施细则由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四章 机构和人员

　　第三十二条 根据环境保护技术评价工作的需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依托省级以上环境保护科研院所、国家环境保护工程技术中心等现有机构中具备条件的单位开展评价业务。

　　评价机构从事的评价业务不受地区限制。

　　第三十三条 承担技术评价业务的机构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拥有专业化的评价队伍。评价人员在专业分布上应与从事的技术评价业务范围相适应；

　　（二）具备独立处理分析各类评价信息的能力。其中，承担新技术验证评价业务的机构应拥有相应的实验设备、仪器等硬件条件；

　　（三）设有独立的技术评价部门；

　　（四）有一定规模的评价咨询专家支持系统。

　　第三十四条 从事技术评价的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熟悉技术评价的基本业务，掌握技术评价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能；

　　（二）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所学专业、从事专业与所评价专业一致或接近。从事本专业业务工作不少于四年。其中，评价项目负责人已按国家有关规定取得注册环保工程师执业资格或环境影响评价师职业资格，或具有本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三）熟悉相关经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四）具有较强的分析与综合判断能力；

　　（五）恪守职业道德。

　　第三十五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开展评价业务的机构应当建立评价专家库。专家应当包括来自研究与发展机构、大学、企业等单位的环境保护技术专家、经济专家和管理专家等，并根据技术发展和评价工作的需要及时更新。

　　在多技术评价等工作中，评价专家委员会（评价专家组）应当由同行技术专家、经济专家和管理专家组成。同一专业方向专家组成人数一般为5-11人。

　　第三十六条 评价专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践经验、敏锐的洞察力和较强的判断能力，熟悉被评价内容及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发展状况；

　　（二）具有良好的资信和科学道德，认真严谨，秉公办事，客观公正，敢于承担责任；

　　（三）已按国家有关规定取得注册环保工程师执业资格或环境影响评价师职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环境保护技术专家、经济分析专家和管理专家等。

　　第三十七条 从事环境保护技术评价、技术示范的机构和人员、监测和检测机构和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结果严重失实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视情况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终止委托。

　　第三十八条 技术依托和项目示范工程建设单位在评价过程中提供虚假资料、信息，干扰评价工作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造成评价结果严重失实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分别情况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被评价资格、终止项目合同。

　　第三十九条 与被评价对象存在利益关系的评价机构、评价人员、评价专家应当主动回避，不得参加与本单位、本人有利益关系的评价活动。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依据本办法，制定本地区技术示范实施细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