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部


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


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

部机关各司局、直属各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水务）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水利（水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中办发[2005]12号，以下简称《意见》），现就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增强推行政务公开的紧迫感和自觉性
　　党中央、国务院对推行政务公开十分重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明确提出要推行政务公开；十六届四中全会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国务院《纲要》把行政决策、行政管理和政府信息的公开作为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意见》强调指出，要使政务公开成为各级政府施政的一项基本制度。
　　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水利工作关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推行政务公开，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政府水行政能力建设的具体体现；是水利工作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推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水和依法管水的重要举措；是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水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水利系统的政务公开工作在探索和实践中推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从建设法治政府、构建和谐社会、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水利事业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对政务公开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自觉性和紧迫感，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切实做好政务公开各项工作，使水行政工作的透明度不断提高，与群众沟通的渠道更加畅通，人民群众对水利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民主权利得到切实保障。

　　二、推行政务公开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推行政务公开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精神，以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水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和办事效率，切实加强对水行政权力的监督，推进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依法行政、依法治水和依法管水，推动可持续发展水利，更好地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
　　推行政务公开要坚持严格依法、全面真实、及时便民的原则。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对各类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外，都要如实公开。按照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对应该公开的事项，采用方便、快捷的方式及时公开。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在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工作中，要妥善把握几个问题：一要统筹规划。政务公开要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和进程相一致，立足当前，着眼水利事业长远健康发展，不墨守成规，不急功近利，确保政务公开工作顺利进行。二要突出重点。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涉水问题以及容易产生不正之风和滋生腐败的工作环节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内容，通过不断加强制度建设，使政务公开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三要切合实际。政务公开要与水行政管理能力建设相适应，与《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以及正在推行的投资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管体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相结合，不断增强政务公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四要稳步实施。坚持依法有序推进，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做好政务公开实施方案及制度办法的制定和落实等有关工作，持续推进工作职能、工作作风、工作方式的转变，增强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公共服务能力。

　　三、推行政务公开的主要任务
　　(一)建立健全政务公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设立政务公开工作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为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领导，水利部成立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组织、部署水利部机关政务公开工作，指导水利系统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部办公厅，负责日常工作。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明确工作责任，科学合理分工，狠抓政务公开任务落实，在做好本级机关政务公开工作的同时，要加强对本系统政务公开工作的规划和指导。
　　要建立工作有计划、实施有检查、年终有考核、违规违纪有责任追究的工作机制，建立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相互配合的协调联动机制，形成推动政务公开深入开展的整体合力。
　　(二)进一步规范政务公开内容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将机构设置、职责范围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向社会公布，将行政许可及其他行政审批事项的受理部门、内容、依据、条件、程序、标准、办理时限和办理结果予以公开。在水资源管理、水行政执法、水利规划计划管理、水利工程管理、建设管理、项目管理、水利资金管理、防汛抗旱管理、人事管理、外事管理、等水利工作中，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围绕决策、执行、监督的工作程序、工作方法和工作结果等事项，依据法律法规，紧密结合实际，有重点、有步骤地不断拓展政务公开的内容。水利部将编制政务公开内容的详细目录，分类分步骤向全社会或在部机关内部公开。
　　(三)不断完善政务公开制度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政务公开制度建设，严格按制度办事，逐步实现政务公开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保障政务公开工作的规范运行和持久开展。政务公开制度建设的重点是：
　　建立健全预先审查制度。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决定任何事项，都要把能否公开、怎样公开、在什么范围公开等，作为必须的审核内容。不能公开的要说明理由。要通过预先审查，准确把握公开的内容、范围、形式、程序、时限等，严格限制不公开事项的范围，保证政务公开的全面真实、及时有效、快捷便民。
　　建立健全主动公开制度。水利工作中应当让社会公众广泛知晓和参与的事项，要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开。暂时不宜公开或不能公开的，要报上级主管机关备案。公开事项如变更、撤销和终止，要及时公布并作出说明。
　　建立健全依申请公开制度。对于只涉及部分人和事、不必让社会公众广泛知晓的事项，应按照规定程序向申请人公开。要根据法律法规，确定依申请公开的事项及公开的对象，明确受理申请的部门、方式及工作程序等，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是否公开的答复。确实不能公开的要及时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建立健全政务公开评议考核制度。要把政务公开纳入社会评议水行政主管部门政风，水利行风的范围，在政务公开的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全面，时间是否及时，程序是否合规，制度是否落实到位等方面，接受人民群众评议。要将政务公开作为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促进政务公开任务落实。
　　建立健全政务公开责任追究制度。要在政务公开的各个工作环节明确各部门或单位的职责，对工作不力、搞形式主义的，要严肃批评，限期整改；对弄虚作假、侵犯群众民主权利，损害群众合法利益，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查处。
　　(四)丰富政务公开形式
　　在政务公开的形式上，要方便群众知情、办事和监督，因地制宜、形式多样、管理规范。继续通过政府公报、政务公开栏、公开办事指南和其他形式公开水利政务，并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作用；进一步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定期发布水利政务信息；通过地方政府的综合行政服务中心、水利行政审批办公大厅（办公室）等方式，对水利行政许可、公共服务等事项予以公开；通过社会公示、听证和专家咨询、论证以及邀请人民群众旁听有关会议等形式，对水行政机关决策的过程和结果予以公开；加快水利政务信息化建设，逐步扩大网上服务项目的范围，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四、深入贯彻《意见》，抓好政务公开任务的落实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意见》，对全国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提出更明确的要求，作出全面部署，是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务公开工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要在全国水利系统深入贯彻落实。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学习贯彻《意见》，要与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结合起来，通过集中学习、举办专题讲座和会议、印发学习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组织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意见》，全面深入地领会其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不断提高对政务公开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加强领导，周密谋划，精心组织。要尽快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工作领导机构，完善工作机制。主要负责同志要将政务公开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经常听取政务公开情况汇报，研究决定重大事项。要抓紧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意见》的实施方案,有计划地积极、稳步实施，在各方面为开展政务公开工作提供必要的保证。要适应形势和任务需要，分轻重缓急，做好政务公开各项制度的制订、修订工作，狠抓落实。要积极推进水利政务信息化建设，为政务公开创造良好条件。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和解决政务公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总结和推广水利系统政务公开的典型经验。
　　为贯彻落实《意见》，水利部将开展编制政务公开内容的详细目录、研究制订水利部机关政务公开有关具体规定、在水利部政府网站设置政务公开专栏、适时召开会议进一步推动全国水利系统政务公开等工作。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各流域机构和有行政职能部直属单位的政务公开工作领导机构，以及政务公开的工作方案和有关规章制度，要及时报水利部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政务公开工作，要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群众团体、人民群众、新闻媒体以及上级部门和监察、审计机关的监督，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和提高。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把政务公开作为机关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研究制定考核办法，定期考评检查，促进政务公开任务落实。





法律的与时俱进
------从“许霆案”中想到的

王智名 (浙江省建德市检察院)


最近，“许霆案”终审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而一棰定音。
2008年5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正式施行。该批复的内容为：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构成犯罪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这一针对信用卡类犯罪具有全新意义的司法解释，使笔者又想起去年最火而今刚刚有些降温的“许霆案”。虽然重审将该犯罪定性为盗窃罪，由原来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五年（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是仍然难以平息民众对此案件的争论，关于本案是民事还是刑事、该定何罪、量刑的轻重、ATM机的法律地位等对于法律和罪名如何理解的问题，无论司法者、律师、学者、民众等都通过媒体（尤其是网络）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全民的参与、广泛的论证、各抒己见是好事情，理越辩越明，有利于学术理论的澄清和突破，使法律也能在新的形势下与时俱进。
一、适应新形势，传统理论有待于突破
“许霆案”的焦点ATM取款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法律地位和性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案件的性质。本案定性为盗窃，而不是诈骗抑或信用卡诈骗，源自“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这一论断，理论上的通说和判例将这种情形解释为构成盗窃罪。诈骗是基于人的认识错误自愿将财物交付，机器是无意识的东西，也即无认识,所以机器就不能因为认识错误而受骗上当。该观点或许受到日本刑法理论的影响，日本刑法未规定信用卡诈骗罪，有独立的使用计算机诈骗罪，一般认为使用计算机诈骗包含绝大部分利用信用卡诈骗的情形，但是仅限于利用计算机骗取财产性利益这一种情形。据此，恶意非法利用信用卡在ＡＴＭ机上直接取款，由于是使用计算机取得了财物（不是财产性利益），不能构成使用计算机诈骗罪和诈骗罪，理论和实践中则以盗窃罪论处。
笔者认为，主张利用信用卡非法套取智能机器管理的钱财是盗窃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现行理论认为，机器不可能陷于认识错误，则相对于机器的诈骗罪不能成立。随着科技的发展，计算机的普及，使用计算机侵犯他人财产权的犯罪现象大量出现之后，有些国家通过立法将这类犯罪（包含利用信用卡在ＡＴＭ机上恶意取款）定为欺诈，看到了利用计算机诈骗与诈骗罪具有相同的本质。该“批复”看似简单，实质上其最大意义就在于否定了“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突破了传统理论的限制，在ATM机上恶意骗取钱财是可以构成诈骗犯罪的。如果坚持“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那么所有利用智能机器骗取财物的行为只能定性为盗窃，不可能成立诈骗，或许还要出现许多类“许霆案”。
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保护的合法利益是以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合法权益为基础的，刑法上的很多问题也是以民法为基础的，比如抢劫罪首先就要严格的定性被抢财物的所有权归属等等。任何民事法律关系都源于法律事实主要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发生，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是意思表示。普通机器不能承载人的意思表示，但智能机器可作为人的意思表示的载体，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只要对方发出符合的要约，其本身即可按照预设作出承诺，是按照人意所为，本质是人与人的对话，绝对不是人与机器的对话。如本案中，只要输入正确的密码，就会得到设定程序的人的认可，发出预设指令让机器如数吐出钱来。这一行为实质上仍然是人与人之间的意思表示，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行为，是客户和银行（ATM机意思主体）之间的表意行为。一旦出错，非为机器的物理故障，那就是设计程序的人的漏洞和疏忽，是人的失误。否定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对话”将客户多取钱的行为以盗窃罪论，只看ATM机和客户之间的事实关系，撇开了机器背后的人的意思，客户多取钱要找他；那么如果是客户少取到了钱或者取到了假币，那只能找机器？岂不是求助无门？难道银行真的是只赚不赔？
由于电脑技术的广泛普及和普遍运用，智能机器人已经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事实上扮演了有关人员的角色。我们必将重新审视这一高科技带来的新生事物，逐步将其与普通的机器区分开来而另眼相看。刘明祥教授就曾经分析指出：本案是ATM机的信息系统作出错误判断而将钱款送到ATM机外部窗口使被告人取得的，并非是被告人将ATM机砸毁或撬开后从中拿走现金，因此不可能构成盗窃罪，而有可能构成我国刑法第196条的“信用卡诈骗罪”，属于该条中的“恶意透支”情形(参见《检察日报》1月8日)。笔者也认为，机器被人为造成物理损坏与体现人的意思的计算机程序出错应该有所不同。再智能的机器也不能被看做有自己的独立意识，最终也是人的意识的体现，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但是机器后面的人是有可能被骗的。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就是以不诚实的手段骗取不属于自己的有价值之物，而不在于被欺骗的对象是聪明的成年人还是认识能力尚未发育成熟的幼童，抑或智能机器。直接拿走他人占有的财物与经他人交付拿走其财物，是盗窃与诈骗的重要区别之所在。损坏机器非法取得钱款可以成为盗窃，银行付款程序误认而多付，通过机器人间接受骗间接处分财物，从学理上来看，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对此类行为按照诈骗定性更符合逻辑。
二、以理论指导实践，避免机械司法
我们再反过来看前面提到的“批复”，其自有正面的意义，也隐含一些问题。如果遇到这类问题即“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在没有“批复”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按照“冒用他人信用卡” 定性为信用卡诈骗罪？在“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结论之下很少会有人能这么认定，在经过“许霆案”的重创之后，更少有人敢这么认定了。那么就有必要请示下发司法解释呢了，这受限于传统理论，也与目前较为普遍的机械司法不无关系。
司法解释是司法机关对司法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作出的解释，是对法律的具体化。由于受现实司法进程和司法队伍整体水平的限制，本意是最高司法机关针对司法工作中遇到的疑难、复杂、难以理解和把握的具体问题，给以明确，要求工作人员按照严格执行，以防出现偏差造成失误。但是，实际很多无论是否疑难、复杂的，下级机关或因惧怕也难以承担风险，都要求最高给予解释，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解释出台，越来越多的解释虽然解决了个别问题但也造成了混乱局面。该“批复”是受到“许霆案”的影响，如果没有高检准确权威的答复，对于这种问题的司法结果怕是引起社会的争议而造成不良影响。同时还受到另一司法解释的影响，即“盗窃并使用信用卡的，以盗窃罪论”，就是因为这个司法解释，“盗窃并使用信用卡”已经明确，那么“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是不是也以盗窃罪论，还是以信用卡诈骗罪论或是其他的什么罪呢？这就需要明确了。而“盗窃并使用信用卡的，以盗窃罪论”的解释完全是受到“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影响。所以，司法人员本身缺乏法律理论的指导，再加上权威的通说理论的影响和过分依赖司法解释，势必造成机械司法。
本案最初的结果是这么得来的：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无期徒刑。公众与学界对于“许霆案”的定性问题争议巨大，而在量刑方面对于法律上存在缺陷与不公的问题，却是存在比较惊人的一致。而这一司法结果就是严格而机械地按照司法解释作出的。定性盗窃理论上的分歧还不止（信用卡）诈骗之说，量刑所依据的司法解释中的“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在社会上都存在强烈争议，这么严格机械作出的结果正确吗？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正确的话就不用更改了。最后的结果是请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得到批准，作为“特殊情况”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之规定而减轻处罚。那么全国发生的十余起将来会更多的类似“许霆案”都要请示批准？最后恐怕又要下司法解释了。如果“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需要司法解释，那么日后“借用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使用的行为”或者“在自动柜员机（ＡＴＭ机）上‘恶意透支’”是否还要下司法解释了？信用卡诈骗罪客观方面包括的四种情形如果涉及到ATM机是否都要另行解释？这种唯数额论、算数法等机械性司法无益于长远，也浪费了许多司法成本和司法资源。
三、法律也应与时俱进
在成文法系，法律以文本的形式体现，由于语言的模糊性，法律无法做到100%的精确性，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法官波斯纳才说：“关于制定法的含义的许多问题就根本无法通过算术方法解决。”通常来说，普通的案件能取得大家的认同，但疑难案件却无法直接从法律用语中得到圆满的解释，法律语言的含义必须通过一个个疑难案件的处理，得以廓清其外延与内涵。同时，“法律应该是稳定的，但不能停止不前”（美国法学家庞德语），任何立法都可能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受制于立法者本身的认识不全面，而带来缺陷与不公平。因此，当法律在实际中逐步曝露出其存在的问题时，立法者就应当顺应时代，修改法律，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对于“许霆案”，如果以诈骗定性，合法、合情、合理，体现出公平正义；或者灵活运用相关法律规定作出符合公众期待、能为公众认同的结果，较好地体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或许这么做有风险，但是个别司法人员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也可以作出黑白颠倒的结果，如果他认为冒险是值得的,这可能就是法律上的“自由心证”，也或是他们的素质。缺乏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理论的指导，局限于所谓的定论，机械地套用过时的司法解释，在社会的压力下最终导致“许霆案”原判的被否定，这足以说明创新理论指导灵活司法的重要意义。刑事立法和司法要防止“一放就乱”，但也同样要防止“一统就死”，否则就会出现于法有据、于案不公的现象。司法机关不同于军队，司法人员也不同于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司法人员则以维护公平正义为职责。
立法往往是滞后的，司法解释也是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的产生随后作出的。在未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这就需要用法律理论来指导司法者选用适当的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则来作出相对公平合理的令常人能够接受的裁决。我们不该总是固步于“机器是不可以被骗的”之论断而机械司法，非得借鉴日本的定论而忽视客观的需要？没有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前社会转型期以新的法律理论适应并指导司法实践，期许法律带给公众更加公平合理的感觉，更易于为大众所接受,有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社会在发展进步，法律也该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