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北师大刑科院暨法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刑法学协会副主席暨中国分会主席



　　“慎用死刑”是契合社会发展进程和法治发展状况的必然选择。考虑到现实国情民意,慎用死刑政策的贯彻重点应在于立法上不合理配置死刑、现阶段又无法即行废止死刑的非暴力犯罪,需要在严格掌握死刑的适用标准、遵循死刑的正当程序的基础上,合理衡量案件的各种罪前、罪中和罪后情节,适当参酌案外因素,尤其是舆情民意,努力寻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废止了13种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是我国继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又一极具震撼性的死刑改革的重大举措。其实,在“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中,“少杀”已是我国当下理性的选择与普遍之共识,反映了民智的逐步开启和人权与法治的持续进步；但就“慎杀”来说,无论是其内涵还是贯彻的具体措施,从普通民众到专业人士均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慎杀”亦即慎用死刑的准确理解与把握,不仅事关“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乃至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贯彻,同时也直接关系到中国死刑制度的改革方向,涉及到中国法治文明的进步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慎用死刑及其价值蕴含
　　作为死刑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慎杀”即慎用死刑是指死刑的配置与适用应当慎重而有节制。其价值蕴含主要体现在:
　　首先,是契合构建和谐社会之社会目标。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尤其要充分考量刑罚的功效,适时进行刑罚改革,使刑罚种类和刑罚制度的配置、适用与执行更加人道化、理性化；应考察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刑法进行必要的调整,从而更好地发挥刑法的社会调整功能。其焦点无疑在于“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的切实贯彻,并凸显为限制、减少与慎重适用死刑。
　　其次,为死刑的立法改革与司法改进提供政策支持。政策是法律的“灵魂”。而“少杀、慎杀”即是我国现阶段鲜明坚持的死刑政策,它为限制与减少死刑的适用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再次,倡导尊重生命、保障人权并防止错判、误判。在现阶段仍保留死刑的前提下,慎重适用死刑无疑合乎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况且,死刑本身就具有错判、误判等不可逆转之弊端。在我国,死刑案件错判、误判的现象亦非个别。近年来相继见诸报端的藤兴善案、聂树彬案、李华伟案、杜培武案等,都充分印证了慎重适用死刑的必要性。
　　其四,适应当下的国情民意。传统的重刑主义思想在当今中国仍有很大的市场,法律实务部门对死刑的迷信与依赖心理依然甚为严重,死刑甚至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维系公平、伸张正义必不可少的社会心理寄托。立足于这一国情民意,为了确保死刑改革进程的顺利进行,并最终达到预期效果,必须考察、分析、预测可行的条件和环境。
　　其五,顺应限制与废止死刑之国际趋势。截至2009年6月30日,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了死刑。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死刑的存与废就是一个国家刑法文明和人道与否的标志,但在现阶段还需要保留死刑的国家,严格控制、合理减少并慎重适用死刑,无疑已是刑罚向人道化方向发展的共识与大势。
　　笔者认为,由刑事实体法即刑法角度而言,慎用死刑政策的切实贯彻有赖于严格掌握死刑适用标准,合理衡量死刑案件的情节,并适当参酌案外因素,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严格掌握死刑适用标准
　　尽管我国现行死刑立法与司法近年来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毋庸讳言,慎用死刑政策并未得到切实的遵循,其在立法配置与司法适用两方面仍有较大的完善和改进空间,在死刑适用标准这一重大问题的把握上亦是如此。
　　首先是在刑法立法中死刑适用标准存在着缺陷,并需完善。我国现行刑法典总则确立的死刑适用标准——“罪行极其严重”——实际上与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最严重罪行”相比——尚有差距；另外死刑罪名过于庞杂,经济犯罪等非暴力犯罪仍有31种在立法上配置死刑；死刑适用条件规定过于原则；以及仍有绝对死刑之法定刑设置。
　　为了弥合刑法典的结构性缺陷,强化其内在的协调性,同时与国际公约所确立的刑事准则相协调,有必要采取立法改革措施,完善死刑规范。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在条件成熟时,应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将死刑适用的总体标准修正为“最严重的罪行”；进一步削减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逐步将死刑只配置于那些侵犯公民、社会和国家重大法益的极其严重的犯罪；明确规定适用死刑缓期执行的标准,并完善死刑缓期执行改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
　　其次是在刑事司法中死刑适用也存在不足,并需改进。死刑适用问题的主要表现为,第一存在过于保守或者激进的极端司法观念；第二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某些具体犯罪无司法解释,且表述过于原则和模糊；第三对死刑案件的非法干扰因素仍相当严重；第四死刑判决与执行的绝对数量大,且具体数字仍属于国家机密,这实际上也是我国人权状况饱受国际社会诘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死刑适用不足的改进,可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在死刑改革态度上既不能抱残守缺而过于保守,也不能过于激进,而应理性、稳健、合乎时宜地逐步推进,从而在避免社会震荡的同时使死刑改革获得更多的公众认同。其二,对非暴力犯罪应尽量不适用死刑或者以刑法司法解释的方式宣布停止适用死刑。其三,对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要在充分考虑国情民意的基础上,重视和扩大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适用,以死刑缓期执行来逐步替代死刑立即执行的大部分适用。其四,对具体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进行更为深入地研究,尽可能地制定出较为统一、操作性强的具体犯罪(尤其是死刑适用比较集中的罪名)的死刑适用标准。其五,从法律和制度上切实保障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法官依法独立办案,维护死刑案件的二审、复核乃至核准程序的独立性,保障被告人依法所享有的复审权,切实遵循司法职能分工的原则。其六,随着中国死刑制度改革的进展和死刑数量的不断下降,应努力改变观念并创造条件,尽早定期公开死刑判决和执行的数字,让国际社会和我国公众了解中国死刑判决和执行的状况,加强对死刑的司法监督。

　　正确衡量死刑案犯罪情节
　　死刑案件中的各种罪前、罪中和罪后情节,是决定应否适用死刑以及选择何种死刑执行方式的根据所在。只有将死刑适用与否的裁决根植于对具体案件的所有罪前、罪中与罪后情节进行整体的合理衡量的基础上,才能彰显慎用死刑政策所强调的合理性、节制性、慎重性与不得已性。而且,笔者认为,罪中情节尤其是犯罪行为及其危害后果应是整体考量的决定性因素；而罪前、罪后情节只能起辅助作用,不能本末倒置地颠覆罪中情节的应有影响。这一论点同样适用于死刑裁量。
　　首先,以罪中情节为决定死刑适用与否的首要依据。在各种罪中情节中,作为犯罪构成事实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在刑罚裁量包括死刑适用中无疑应居于核心地位,当然犯罪故意也是犯罪构成事实的重要内容,其对于死刑适用与否的影响力同样不可忽略；至于犯罪手段、犯罪动机、犯罪的时间和地点等相关事实,尽管通常被认为是犯罪构成事实以外的情节,但在死刑适用时亦必须正视。就犯罪行为而言,行为方式如何、行为或侵害次数多少,会对死刑适用产生一定的影响。就犯罪手段来说,手段是否特别残忍是决定适用死刑与否需要考虑的因素。就犯罪对象而言,有些犯罪因侵害的对象不同,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有一定差异。而就危害后果而言,其性质及程度的不同是决定适用死刑与否必须考虑的因素。另外,就犯罪故意而言,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是预谋犯罪还是激情犯罪,都会直接反映出行为人犯意的坚决程度和主观恶性的大小,进而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轻重,故而也是决定适用死刑与否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　
　　其次,以罪前、罪后情节作为决定死刑适用与否的必要补充。罪前、罪后情节虽非发生于犯罪实施过程之中,但却能为我们判断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及其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今后改造的难易程度补充必要的考量素材,所以对于正确裁量死刑也具有重要意义。其中,罪前情节作为犯罪实施前的事实状况,主要包括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犯罪动机、犯罪的原因(被害人过错、民间矛盾激化等)、犯罪人的基本情况等。而罪后情节作为犯罪完成后的事实状况,既包括行为人自首、坦白、立功等法定情节,也包括行为人赔偿、积极退赃、挽回损失、畏罪潜逃以及被害方谅解等酌定情节。
　　另外,还要适当参酌舆情民意。在具体贯彻慎用死刑政策时,需要适当参酌一些案件因素,诸如社会舆论、媒体、网络和民众的关注程度以及相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意见等。对这些案外因素的适当参酌,并非就是对法律尊严的亵渎和对司法独立的弃守,而是在考虑到现实国情民意与法治发展状况的前提下,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适当之举,亦符合完善法律监督机制的要求。
　　　　　　　　　　　　　　　维权不当成被告

　　　　　　　　　　　　　　　　　付建国


　　每一位公民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的情况下都可以采取一定措施制止不法侵害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这种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要适时和适度。在日常维权过程中，有些人由于维权行为不适时、适度，给他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反而使自己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一个违法者、害人者，进而被推上被告席。
　　　　　　　　　　　　打死放火犯 受害人成犯罪人
　　2004年春节前后，大连市金州区杏村屯某村十八九户村民的草垛接二连三地燃起火来。当村民们了解到是有人纵火时，他们便自发组织起来看护草垛。2004年4月21日凌晨2时许，正在巡夜的村民吴某看到有人在他家的草垛附近转悠了一圈儿，然后迅速往草垛里放了一匝已点燃的香后便马上离去。吴某边追赶边通知众乡邻，追到村东南的小山坡上，村民们将纵火人杨某团团围住。将杨某捉获后，杨某不但不承认放火并且企图夺路逃跑，被激怒的村民们棍棒加拳脚狠狠教训了杨某一通。后来，杨某承认了村里的火都是他放的，闻讯而来的二三十户村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又先后对杨某一顿拳打脚踢……，直到接到报警的警察赶到方才罢手。
　　警察将杨某送往医院后，因伤势过重，杨某在救治过程中死亡。经法医鉴定：杨某系钝器伤，且出现失血性休克，其右肺下叶广泛出血，细支气管腔内充满血液，又吸入至左肺支气管、细支气管内，属窒息死亡。参与殴打杨某的8名村民在司法机关的教育下，认识到了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一次性共同赔偿死者家属经济损失8万元。金州区法院鉴于8名被告人在案发后能主动投案自首，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确有悔改表现，依法可以减轻处罚，遂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8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至四年不等（参见叶红：打死犯罪嫌疑人，自己反而成罪人，《检察日报》2005年4月12日）。
　　　　　　　　　　　为防盗，西红柿上涂农药致人中毒
　　黑龙江省鸡东县某村农民余某种了五亩西红柿，由于选择的品种好，加上余某及家人的精心管理，西红柿长的好看又好吃。余某一家人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就等国庆节期间采摘下来买个好价钱。谁知，即将成熟收获的西红柿接二连三被他人偷摘。于是，余某突发奇想，到商店买来有毒农药涂在路旁的西红柿上，并在地头上树起一块小牌子写道：“勿摘，西红柿有毒！”。第二天晚上约五、六点钟，邻村的小学生胡某和黄某放学路过西红柿地，每人顺手摘了两个，拿在手里边走边吃，西红柿吃完了也走到了家，胡某和黄某均发生脸色铁青，抽搐，昏迷等症状，两家家长迅速将二人送往医院抢救后脱险。医院诊断为：农药中毒。胡、黄两家各花医疗费800余元。当两家家长得知是因吃了余某家西红柿中毒时，便找到余某要求予以赔偿。余某认为自己有理，不予赔偿。双方家长诉至法院各要求余某赔偿800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胡某、黄某中毒致伤受到损害，余某应负主要责任。遂判决余某分别向胡某、黄某赔偿600元。
　　　　　　　　　　　　打死咬伤人的宠物狗
　　福建省南平市居民林某在一天早上领着自己两岁的儿子晓光在小区的公园内散步，因遇到一位熟人林某便和其聊了起来，儿子晓光独自一个在草丛中嬉戏。突然，晓光大叫一声哭了起来，林某循声望去，见有一只白色的宠物狗在晓光身边跑开。林某迅速跑过去把晓光抱了起来，晓光哭着对爸爸说：“狗咬！”林某迅速将晓光交到身边的熟人手中，向那只白色宠物狗追去，追上后一脚将宠物狗踢翻在地，林某也不顾狗主人的劝阻，对着翻到在地的狗又是狠狠的两脚，可怜的白色宠物狗就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林某将儿子晓光送到医院后包扎处理花260余元。一周后，晓光的咬伤痊愈。狗的主人也迅速将狗送医院医治，但终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林某与狗的主人就赔偿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狗的主人诉至法院要求林某赔偿打死狗的损失3000元。林某反诉狗的主人将其儿子咬伤的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失费等5000元。法院经审理认为，林某踢死咬伤人且已逃跑的狗，对这一损失应负全部责任，狗的价值为3000元可以认定。林某的儿子被狗咬伤花医疗费260元，林某误工一周的护理费500元，狗的主人对狗看管、管理不善致使狗咬伤他人造成损害，狗的主人作为狗的管理人应当对这一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受害人精神抚慰金的赔偿要求也应予以支持，从本案情况看，确定精神抚慰金1500元为宜。最后法院判决，双方损失相抵，由林某向狗主人支付740元。
　　上述三个案例令人惋惜而又痛心的悲剧，用事实告诉我们，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须适时、适度，依法行事；否则，不但起不到维权的作用，还会害人害已。

作者：付建国 虎林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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