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誉权性质之探析

朱保科 法学院2002级法学3班


[中文摘要] 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学界现在讨论最多的是人格权应不应该独立成编。如果人格权独立成编，那么荣誉权应不应该加以规定及如何规定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另外对荣誉权性质的界定历来也是众说纷纭的。基于此，本文通过对荣誉权的人格权性和身份权性的正反两方面的讨论,荣誉权与名誉权之间相通性的比较及荣誉获得权性质的探讨。从而论证荣誉权归入人格权比归入身份权更加合理。希望本文有助于上面问题的解决，以尽一个法律人的责任。
[关键词] 荣誉权 身份权 人格权 荣誉获得权 名誉权



我国民法典的编撰工作已近尾声，相信我们期盼已久的民法典经过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会更加适应我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在民法典中，荣誉权应不应该规定及如何规定，对此问题学界历来主张不一。正如某学者所说：在所有的人身权客体里，民法学界分歧最大的就是对荣誉这一概念的认识。在民法学著作和论文中，对荣誉权概念的界定没有取得趋于一致的认识1。多数学者主张荣誉权属于身份权，且该说已成学界通说。仅有少数学者主张荣誉权属于人格权。本文旨在通过对荣誉权性质的探讨和荣誉获得权内容的界定而确立荣誉权属于人格权的观点
一 荣誉和荣誉权的概念
（一） 荣誉的概念
在法学界，荣誉这一概念既有民法层面的意义，也有宪法层面的意义。
1．宪法层面的意义。我国《宪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由本条可知，如果祖国的荣誉受到侵害，那么公民有维护的义务。笔者认为这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维护祖国荣誉的权利。其典型案例有：“三位爱国者提起国旗诉讼”、“长沙球迷状告足协”、“赵薇遇袭”等等，这些都是公民私力对祖国荣誉利益的维护。由于本文主旨的需要，而仅仅讨论民法层面的意义，对此层面暂不讨论。
2．民法层面的意义。荣誉指特定民事主体在社会生产、社会活动中有突出表现或贡献，政府、单位团体或其他组织所给予的积极评价2。
笔者认为其特征有三：其一，授予荣誉的组织是特定的。荣誉授予权为特定组织享有。该组织包括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法人社会团体等法人和其他非法人团体。对具体荣誉授予也是有具体的特定组织进行。如某体育比赛的冠军只能由该体育比赛的组织者授予，而不能由其他组织授予。其二，授予荣誉的内容是专门的。荣誉的内容只能是表彰该民事主体在特定社会领域做出的突出表现或贡献。如对矛盾文学奖得主的奖励内容只能是与该奖项相关的内容而不能是娱乐界的金鹰奖或其他领域的奖项内容。其三，荣誉是社会组织给予的积极评价。荣誉获得的前提，必须是民事主体在社会生活或社会生产中做出突出贡献或有突出表现，具有应受褒奖性。
（二） 荣誉权的概念。
荣誉权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获得、保持、利用荣誉并享有其所生利益的权利3。
笔者认为荣誉权的特征有二：其一，荣誉权的客体是荣誉的本身及荣誉本身所包含的利益。荣誉的本身是一种正式社会评价，它是荣誉权的客体。同样，荣誉所包含的利益也是荣誉权的客体。例如获得体育比赛的世界冠军，这种称号是荣誉本身，因获得世界冠军而得到的奖章、奖金、奖品，以及所获得的尊敬、荣耀等等，都是荣誉所包含的利益。因此荣誉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其二，荣誉权既是一种既得权，也是一种期待权。荣誉既得权表现为荣誉权人对其已经取得的荣誉及其利益的独占权，其他任何人都对这一权利客体负有不得侵犯的法定义务。荣誉期待权，即荣誉获得权主体在符合法定条件时，而组织没有授予其荣誉，就可以向组织主张应获得的荣誉的权利。荣誉获得权指向的对象也是荣誉，因此不影响荣誉权客体的一致性。关于荣誉获得权，下文还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二 荣誉权的性质
（一）目前学术界的观点
对荣誉权概念的界定自然引申出对荣誉权性质的探讨。目前，学术界对荣誉权性质的界定从最大范围上有两种观点即：荣誉权否定说和荣誉权肯定说。其中肯定说又包括人格权说、身份权说及双重属性说。笔者赞成荣誉权肯定说。
1．否定说。该说主张荣誉权不具有独立性。持否定说的学者中，张宝新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主张：荣誉是名誉的一种特殊情形，使用名誉权的规则完全能够保护部分人的荣誉权。其理由有四。其一，比较法研究的结果显示，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民法典均不将荣誉及荣誉权列为独立于名誉权的民事权利。其二，与名誉权不同，荣誉并非人人都能享有，也非人人都必须具有，它是一种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的特殊人格或精神利益，因此不应以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事权利形式加以确认和保护。其三，既使是我国主张荣誉权肯定说的学者，对荣誉权的性质，侵害荣誉权的方式也没有统一的认识，莫衷一是。其四，在实践中，授予各种荣誉称号和奖励的种类和级别都是不规范的。另外侵害荣誉权的案例少4。另有学者的主张也大体相同，甚至说：“我国将荣誉权作为一项人格权规定在《民法通则》的人身权一节中，不能不说是一种立法上的失误，立法者应该在今后制定民法典时加以修正”5。
对于以上主张，笔者不敢苟同。对理由一的反驳 ：从比较法角度来看，在别国没有规定的难道在我国就不能规定吗？如果认为这样规定不利于与国际接轨，但是《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主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对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诡计公约》第十七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对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可见该两项国际法都涉及到了荣誉及荣誉权。同时也就说明了我国的规定更有利于与国际接轨。对理由二的反驳 ：请先看案例6：
一九九八年毕业于锦州中学的贾跃参加高考，由于发挥失常。仅以二分之差未能进入重点大学。但是，贾跃在高中期间一向品学兼优，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并荣获锦州市“优秀学生干部”称号。按当年高考招生政策规定，获市级以上优秀学生干部的考生可享受加十分的待遇。而锦州市教委在整理审核学生档案时，把“优秀学生干部”换成了“三好学生”，致使该生不能享受到这种荣誉待遇。锦州市凌河区人民法院对这起非法侵犯女大学生荣誉权案做出一审判决，责令锦州市教委向受害者赔礼道歉，恢复其荣誉，并赔偿受害者经济和精神损失八万余元。
对于该案，法院应如何适用名誉权的规则而予以裁判呢？该案中市教委并没有实施诽谤诋毁等损害名誉权的行为，客观上也没有造成受害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因此只有适用荣誉权的规则才能对其救济。法院的判决也是按侵犯荣誉权的规则而做出的，即“……为其恢复荣誉并赔偿受害者经济和精神损失八万余元”。对理由三的反驳：虽然持肯定说的学者对荣誉权的性质没有统一的认识，莫衷一是。但是仅仅由于认识没有统一而舍弃已有的荣誉权规则，那么持否定说的学者就难以推脱有偷懒的嫌疑。如果因为认识没有成熟而暂且收起该规则，留待以后认识成熟时再行规定，那么我国《民法通则》从1986年颁布以来一直有此规定又如何解释呢，对理由四的反驳：“授予荣誉称号和奖励的种类级别不规范”的理由正好证明社会生活中需要荣誉及荣誉权规则的存在。如果荣誉权受到侵害，用名誉权规则不一定可以救济，如上例。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荣誉权是存在的，社会生活是需要该规则的。
2．肯定说。该说主张荣誉权是存在的，多数学者持此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对荣誉权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可以说是见仁见智，各有千秋。荣誉权的性质大体有三种学说：人格权说，身份权说，双重属性说。笔者主张荣誉权具有人格权性。分述如下：
1）人格权说。该说认为荣誉权的性质是人格权，而非身份权。持此观点的学者中，张俊浩先生最具代表性。他主张：荣誉，名誉，贞操，精神纯正和信用这六种人格权均与自然人的尊严密切相关，本书统而称之为尊严型精神人格权7。笔者赞同该说。
2）身份权说。认为荣誉权的性质是身份权而不是人格权。目前，该说业已成为学术界的通说，多数教材也把荣誉权界定在身份权名下。其论据有“荣誉权的取得有赖于主体实施一定的行为，做出一定的成绩。”可见，它不是公民与生俱来和法人成立后就应依法享有的。因此，荣誉权不是主体所固有的，也不是主体始终享有的人格权，而是一种身份权8。
“其一 荣誉权的来源不是与生俱来的、固有的，而是基于一定事实受到表彰后取得的身份权。其二 荣誉权的基本作用不是维护民事主体之必须而是维护主体的身份权益，他人不得享有或侵犯，非法剥夺荣誉权造成荣誉权的损害。损害的是身份利益即荣誉利益与荣誉权人相分离，使民事主体丧失荣誉及其利益，从而证明荣誉权不是人格权而是身份权。”9
3）双重属性说。认为荣誉权兼有身份权、人格权两种属性。但身份权是其基本性质，另外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社会对某一民事主体的评价，具有人格方面的因素10。荣誉权具有人格权和身份权的双重属性。在荣誉权的双重属性中，人格权的属性是基本属性。
以上简要摘引了荣誉权肯定说者的几种主要观点。笔者主张第一种观点，即：荣誉权属于人格权，且荣誉权包括荣誉获得权。
（二）荣誉权不是身份权
笔者认为荣誉权属于人格权而不是身份权，其与身份权的关联是不太密切的。学者在论述荣誉权性质时总是通过否定荣誉权的人格权性质来肯定其身份权性。这样论述虽有可取之处，但是由否定而肯定能否全面阐释其性质则不无疑问。
1．荣誉权与其他具体身份权的联系。如果荣誉权属于身份权，那么荣誉权与身份权就构成了种属关系。根据种属关系的逻辑特点，则荣誉权和另外几种具体身份权一定可以共同抽象概括出某些特征而构成身份权。其他具体身份权包括亲权、配偶权、亲属权。因此有必要讨论一下荣誉权与其他具体身份权之间的联系，即他们的相通之处。
亲权指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和财产方面的管教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配偶权是指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基于夫妻身份而互享的民事权利11。亲属权是指除配偶，未成年子女的亲子以外的其他近亲属之间的基本身份权，表明这些亲属之间互为亲属的身份利益为其亲属享有和支配，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12。
由上面的亲权、配偶权、亲属权的定义可知其中有一项共同的基本特征即：民事主体与另一民事主体基于伦理而具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相对性。而荣誉权不是民事主体与另一民事主体的相对关系，而是特定民事主体享有，其他所有主体都要予以尊重的权利，即对世性。与这些具体身份权主体相对的多是相对人的利益，而与荣誉权主体相对的是荣誉及其利益。可见，荣誉权与其他具体身份权并没有基本的相通之处，他们的联系是很牵强的。
2．现代民法意义上，身份权的再界定。民法学上的“身份”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与日常用语同一语词的概念并不相同。日常用语中身份指人在一定社会组织体系中形成的稳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身份表示人在其置身的社会组织体中所处的地位，换句话说身份是其社会地位的标志。然而此种用法与民法学意义上身份是不同的。民法学上的身份，原指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依附于家庭、氏族、等级的状态或人格地位，即人格依附关系中的地位。包括古罗马家子的人格依附于家父，妻的人格依附与“夫”那样的人格依附13。十九世纪英国法制史专家梅因说：“在‘人法’中所提到的一切形式的‘身份’都起源于古代属于‘家族’所有的权力的特权，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到现在仍带有这种色彩14。”由此可知，民法意义上的身份起源于亲属法。“民法上的身份云者，谓基于亲属法上的相对关系之身份，有一定身份得享有之权利也”15。民法上的身份应该仅指亲属法上的权利。；因此民法学意义的身份权指自然人基于身份而产生的伦理性的权利。如果身份概括指社会关系（包括亲属法内的关系）中的资格或地位，那么身份权的概念就难以为民法所能包容，讨论之也无意义。如：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可以享有身份权，只不过此身份权已不是民法意义上的身份权，而成了行政法意义上的身份权了。再如，在刑事侦查阶段，律师有权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该会见权是具有律师身份的人所享有的最为重要的参与诉讼的权利。可见此身份权又具有刑事诉讼法上的意义。因此，身份权在不同的法律部门有不同的意义。如果民法上的身份权仅仅指亲属法内的权利，则人身权的逻辑体系将会更加完善。
综上所述荣誉权不具有具体身份权的共同的基本特征，而身份权的概念在民法学中的重新界定更不利于荣誉权归属之。因此荣誉权不应该属于身份权。
（三）荣誉权是一种具体人格权
荣誉权既然不可归
入身份权，那么将其作
为一种具体人格权是否
恰当呢？因此有必要与
其他具体人格权进行比
较，看是否有某些共同
或相近的性质而抽象出
人格权的某些特征。按
照张俊浩先生的分类16：
死刑犯人工授精的法律思考

严 松


摘要：对浙江省舟山市死刑犯罗锋的妻子郑雪梨向法院申请人工授精一案，各界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持不同观点。本文将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进行法理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并认为我国关于死刑犯能否实施人工授精的这一类问题还没有得到全社会的重视，法律中也缺乏此类的规定。本课题将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不同法律后果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伦理问题等进行有意义的探索。
关键词：死刑犯 人工授精 生育权 法律思考


引 言
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海口港城贸易公司员工罗锋与公司副经理王莹因为工作琐事（5元钱车费报销的问题）发生争执。罗锋因一时过于冲动，将同事打死。后来，罗锋被一审法判处死刑，这时，其结婚不久的妻子郑雪梨遂向法院提出请求：想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为深爱着的新婚丈夫生育儿女。对此，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二审法院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了郑雪梨的请求。对一审、二审法院拒绝郑雪梨的请求的结果和死刑犯罗锋是否可以实施人工授精问题，一时引起了较大的争论。
一、对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不同观点
所谓人工授精，在法律上称为辅助生育技术，指以人工的而非性交的方法将精液注入女性体内而使其接受精液怀胎的行为。人工授精根据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同质人工授精、异质人工授精和混合人工授精[1][P25]。在这里，笔者只讨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能
否实施人工授精（同质人工授精方式）？这里有两种看法：
（一） 赞成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可以实施人工授精。
1、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依然是我国的公民。死刑犯虽然被剥夺了生命权和相关的政治权利，但他（她）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他（她）的国籍并没有被剥夺，他（她）依然是我国的公民。
2、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依然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与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民法通则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前提是：第一，具有生命，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第二，他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即必须是中国公民。一个人能被判处死刑：第一，他（她）必须达到执行死刑的年龄（年满18周岁），第二，精神正常，即能独立地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因此，他（她）与普通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民事权利。
3、死刑犯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中，并不包含民事权利，即在被剥夺的政治权利中，并没有一项属于包含生育权在内的民事权利，而生育权是包含在民法的人格权中，刑法并没有剥夺死刑犯的人格权。因此，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他仍然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公民，依然享有相对完整的民事权利。之所以是相对完整的民事权利，是因为他被判处死刑后，人身自由必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方便自由地行使民事权利。但他的其他权利，如人格尊严，就不能因此而受到侵犯。前些时候，就发生一起死刑犯与他人打名誉权的官司。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凡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都不得定罪处刑。即凡未禁止的就是允许的，法律不限制公民做法律不禁止的事。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利，所以，死刑犯就可以要求实施人工授精，有关部门尤其是司法部门就应当协助其行使这项权利。
（二） 否定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不能实施人工授精。
1、生育能力存在于生命之中，生育权存在于生命之中，死刑犯被依法剥夺了生命权，没有了生命权，当然也就没有了生育权。
2、如果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就会使部分死刑犯逃避法律的追惩，使法律的权威遭到亵渎。根据男女平等原则，如果男性死刑犯能够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女性死刑犯也能够实施人工授精。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怀孕后，就不再适用死刑，这与《刑法》第四十九条“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相矛盾。因此，这就给想逃避死刑追惩的妇女提供了一条道路。最终就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女性虽然犯罪，但是永远不会被判处死刑，最终导致男女真正意义上的不平等。
所以，死刑犯是不能实施人工授精的。
二、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法理分析
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究竟能否实施人工授精呢？笔者做出如下分析：
（一） 判断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能否实施人工授精，要看他到底被法律剥夺了哪些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对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
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
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
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从以上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后，并不是什么权利都没有了，而且《刑法》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我们都知道，刑法是用刑罚来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的基本法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犯有法律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都要依照法律的明文规定对其定罪量刑。对一个罪犯处什么刑，剥夺何种权利，都要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2][P339]。在我国，一个被判处死刑的人，哪些权利被剥夺及受到限制，在法律上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即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和明确化）。但是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都应该依法予以保障，不能因为没有法律上的规定而限制其权利的行使，绝不允许法官自由裁定（即罪刑法定原则的实定化）。而刑法中规定的各种刑罚，无论是主刑，还是附加刑中都没有剥夺关于生育权的刑罚。
根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死刑犯在执行死刑之前享有以下权利：有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的权利；有提出会见其近亲属申请的权利；有在验明正身时留下遗言、信札和对财产处理的权利；有不被游街示众或有辱人格行为的权利；有对自己的遗体提出处理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死刑犯在临死前都选择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也正是这些死刑犯的遗体捐献，在挽救危急病人和缓解我国医疗机构器官短缺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日益成为挽救危急病人和缓解我国医疗机构器官短缺的主要来源。而死刑犯的精子或卵子属于其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死刑犯也可以将自己的精子或卵子捐献给自己的妻子或丈夫。由此可见，死刑犯除了生命权和相关的政治权利被法律剥夺外，他的其他权利并没有因为生命权和相关政治权利的剥夺而消失，恰恰相反，法律还必须保护死刑犯的这些权利的实现，当然也包括生育权的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一个国家对人权的保护和法治的程度，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根据法理学的相关原理：对于政府来讲，无授权即无权力，政府应遵循“凡法律未授权就是禁止的”这一原则，严禁滥用职权。除特殊场合外，只能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但对于公民权利而言，应遵循“凡不禁止的就是允许的”这一原则，公民的自由度不局限于法律的授权性规定，即凡是法律未明确禁止，公民便享有自由 [3][P340]。另外，权力应受权利的制约。 民主和人权是法治国家的价值追求，执法人员应当依据民主和人权的精神来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当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需要实施自由裁量时，尤其应当根据民主和人权的精神来填补法律的空白。法律并没有禁止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所以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的，并且相关部门应该积极保障其权利的实现而不是去限制它。
（二） 根据法的精神，虽然生育能力存在于生命之中，但生育权包括在人格权中。《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死刑犯也是我国公民，所以，死刑犯的人格尊严同样不受侵犯。而人格尊严是包含在广义的人身自由中的，因此，否定论认为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法律剥夺死刑犯的政治权利并不包含民事权利，因而死刑犯在被执行死刑以前仍然享有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这一点前面已经讨论过，此处不再赘述），相应地，就享有生育权。
（三） 由于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目的无非都是为了给家里留下后代，以续香火。根据法治原则的一个基本原则：公民的一切行为或要求只要不是法律所禁止的，并且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社会公德，都是可以成立的。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死刑犯进行人工授精，况且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并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或违反社会公德。即使出于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考虑，也应该承认死刑犯的生育权。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有力保障。法律至上性的最终目标也是为权利和自由发展服务的。因此可以说，充分尊重和扩展人权是法治的终极性目的价值。所以，是否承认死刑犯的生育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检验我国的司法是法治还是人治的一块试金石。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因为通过实施人工授精的孩子将来没有父亲或母亲不利于其成长而阻止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上有许多孩子在出生前就已经失去了父亲或者母亲，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就不应该（不能）出生呢？事实证明，这种观点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法律不能限制可能无父亲或者无母亲的孩子的出生，更不能仅仅因为孩子可能因此成长不利而剥夺其出生的权利。至于有的人认为，如果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那么就意味着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后可以借此来逃避法律的制裁——因为对怀孕的妇女是不适用死刑的。男性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后，并不影响其死刑的执行，而女性死刑犯在实施人工授精怀孕后，就不能对其执行死刑，而且这也与《刑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相冲突。在这点上，笔者认为，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不仅不会使女性死刑犯逃避法律的严惩，更不会与法律相抵触。因为，允许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前提是对其实施人工授精不得影响死刑的执行。所以，男女死刑犯都可以实施人工授精，只是女性死刑犯在人工授精的权限（范围）上比原来（正常女性）狭小一些，即由于其人工授精不得影响死刑的执行，如果女性死刑犯要实施人工授精，则只能采取从女性死刑犯体内取出卵子一种方式进行人工授精（从女性死刑犯体内取出卵子与丈夫的精子受精后再植入另一位女性体内受胎分娩），而不能再由自己亲自担当生身母亲了。这样看来，似乎女性死刑犯的生育权限（范围）没有男性完整了。但是，在审判时，法律就已经给予妇女很大的照顾了——《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于死刑。这主要是国家出于对正在怀孕的母亲和腹中的胎儿的保护的考虑。这不仅是充分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表现，更是对男性、女性犯相同条件下死罪后对怀孕妇女的一种优待。在这一点上，男性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减免照顾。相比之下，那种认为女性死刑犯在生育权上没有男性死刑犯完整的看法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四） 生育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该条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就包含了生育子女的权利。该条第二款还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公民有生育的义务，相应地也必然享有生育的权利。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该规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生育权，死刑犯也是我国的公民，并且法律也没有剥夺死刑犯的生育权，所以，死刑犯也享有生育权，且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在前面的案例中，人民法院判处罗锋死刑，是对罗锋生命权和相关政治权利的剥夺，而不是对罗锋其他一切权利的一概剥夺。在罗锋被执行死刑以前，他的生育权和其他未被剥夺的相关权利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他与郑雪梨的婚姻还处于存续状态。罗锋被监禁，就意味着他的人身自由被限制甚至部分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罗锋不可能像正常状态下的公民那样，同妻子通过性生活的方式行使生育权。但是，罗锋可以通过其他可行的、不妨碍司法机关对其人身自由的限制的方式（人工授精）行使生育权。而郑雪梨向法院提出的“借助人工授精的方式为罗锋生儿育女”正是这样一种可行的方式。
（五） 由于妇女有生育的权利，一旦有人阻碍她的这种权利的实现，法律就要排除它。在罗锋的案子中，谁要是阻碍了郑雪梨的请求，就等于阻碍了她的生育权的实现。所以，如果法律不承认罗锋的生育权，那就意味着，法律对婚姻的保护就是不完整的，并且也会影响到其妻郑雪梨的生育权利，让《妇女权益保障法》里的妇女生育权成为一纸空文。因此，一审法院以“无先例”为由拒绝郑雪梨的诉讼请求是不妥的。试问，如果什么都要以先例来做判断的话，那么，先例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审法院以“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郑雪梨的诉讼请求也是不妥的。因为，权利的剥夺，必须通过法律明文规定以列举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能是笼统的、概括性的规定。同样，限制权利也必须要列举出来到底哪些权利受到哪些限制，如果没有列举，那只能推定没有限制，而不能推定都受到限制。法律虽然没有列举死刑犯的生育权，但是根据以上法理学的相关推理，死刑犯是享有生育权的。
三、死刑犯实施人工授精的后果及法律思考
（一） 会给我国现行的法律带来挑战。在子女的法律地位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中指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理应适用于上述复函。但这只是一个复函，不是正式的立法。社会在发展，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现行法律如何处理死刑犯人工授精这一问题提出了挑战，这就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完善相应的法律。
（二） 在社会伦理方面，可能有一些人认为死刑犯是罪大恶极之徒，如果还让他们通过了人工授精留下后代，在心理上接受不了。笔者认为，这纯粹是报应刑论（罪刑报应主义）在作怪罢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审判时，怀孕的女死刑犯同样是罪大恶极，按照报应刑论（罪刑报应主义），即使当时不便判处死刑，完全可以在其顺利产下胎儿一段时间后再执行死刑。人们可以接受审判时怀孕的死刑犯不适用死刑，为何就不能接受死刑犯通过人工授精遗传后代？至于有人担心死刑犯把自己的精子捐献给医学事业，可能导致乱伦（近亲繁殖）的现象，其实是多余的，因为通过人工授精所生的子女，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编码（防止近亲繁殖所编的识别码）。
（三） 作为实施人工授精一方的家属来讲，既然大人的生命无法挽留，但是能够拥有一个小生命简直就是他们生活的轴心，甚至可以燃起部分家属生存的希望。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治民主程度和尊重与保障人权的程度。
四、结 语
死刑犯是拥有生育权的，因而也是可以实施人工授精的。死刑犯的生育权问题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实际就是“死刑犯也是人”的这样一种现代价值取向。愿社会各界都聚焦并支持死刑犯的生育权，共同促进真正民主法治社会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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