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周成泓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先民多是为了逃脱暴政的压制而来到美洲大陆的，故而他们十分强调自由和自治，1787年通过的美国宪法即体现了这一精神[1]。美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是以美国宪法及其所体现的价值与理念为基础的，它赋予并保障了了美国人民接近司法的权利，作为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诉讼费用制度自然也较为强调诉讼费用的诉权保障功能。
与其他国家的民事诉讼费用的构成不同，美国的民事诉讼费用包括审理费用（costs）[2]和律师费(fees)，以下分别对其进行阐述。由于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及各州的法律均不相同，本文的论述以联邦法律为主，兼及一些州法。
一、审理费用的范围、征收标准及其负担
（一）审理费用的范围
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第54条第4款之规定，当事人在联邦法院进行诉讼应交纳的审理费用包括以下几种：（1）起诉时应支付的案件受理费。此项费用在性质上与我国的案件受理费相同，具有国家规费的性质。（2）因庭外录取证言和庭审速记而支付给法院记录员的费用。此项费用与我国法院和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实际支出的费用相似。（3）出庭证人的费用。由于美国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一般情况下，证人由当事人自行传唤，相应地，证人出庭作证所发生的费用也由传唤该证人的一方当事人自行偿付；当法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主动传唤证人时，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可以作为审理费用的一部分，按照诉讼费用分担的原则确定由某一当事人或当事人共同负担。（4）胜诉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支付的诸如文件费、复印费等小额费用也可以作为审理费用而获得补偿。（5）执行官、法庭任命的专家和翻译人员的费用也应记入审理费用之列。
在美国，律师费一般不能纳入诉讼费用，而是由双方当事人分别负担，这被称为“美国规则”。当然，该规则也存在例外，根据《规则》第54条第4款第2项的规定，当实体法确定这种费用的补偿构成损害赔偿金额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提出律师费用的请求，即在这种情况下，律师费可以作为诉讼费用的一部分。符合这些条件的案件大多是一些涉及民权或其他社会问题的案件。
另外，根据《规则》第54条第4款第1项的规定，对美国政府及其官员和机构提起诉讼的费用，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能由对方当事人负担。美国确立这一制度，是出于给官民关系中的公民个人提供特殊保护，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发生纠纷时，鼓励公民个人起诉，以实现司法权制约行政权、防止行政权扩张之目的[3]。
（二）审理费用的征收标准
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审理费用也是根据费用的不同种类而采取不同的征收标准的。具体如下：
1.案件受理费
在美国，联邦政府对诉讼提供巨额财政补贴，法院只收取微不足道的费用，审理案件的成本几乎全部由政府负担。此外，为体现司法低廉原则，联邦法院不是按照案件的争议金额或者诉讼标的征收案件受理费，而是按案件件数收取固定的费用。1999年联邦地区法院每个案件的受理费为150美元，联邦上诉法院每个案件的受理费为100美元，联邦最高法院每个案件的受理费则为300美元[4]。之所以上诉审采取较低的收费，而联邦最高法院收取的受理费较高，是因为在美国，二审上诉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法律并不限制当事人的上诉权，相反为了给当事人充分的司法救济，鼓励当事人上诉，而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不是当事人普遍享有的权利，为了节约司法资源，一般限制当事人向最高法院上诉。
2.向法院书记员给付的费用和部分当事人费用
向法院书记员给付的费用和部分当事人费用，一般情况下按实际支出数额予以征收，但以合理需要为限。至于何为合理需要，由法院以自由裁量权决定，对于法院的决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提出异议，然后由法院书记员以非正式听审的方式加以决定。
3.证人出庭费用
当事人支付给证人的出庭费用的数额，由法庭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对此，《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706条（b）（2）项规定，指定的专家证人有权在法庭允许的数额内获得补偿。在刑事案件和根据宪法第5修正案包含此类补偿的民事诉讼中，补偿金在法律规定的款项中支付，在其他的民事案件中，补偿金将由当事人根据法庭确定的比例和时间支付，法院按照与确定其他费用的方式相似的方式做出具体决定。
（三）审理费用的负担
由于在理论上，审理费用通常被认为是败诉的固有后果，是对不当增加审理费用及不当延长诉讼的抑制策略，故《规则》第54条第4款第（1）项规定，除美国制定法或该规则明文规定以外，只要法院不做出别的命令，律师费以外的费用当然补偿给胜诉方当事人。但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方当事人虽然败诉，但败诉方并不一定承担诉讼费用：（1）对美国政府及其官员和机构提起诉讼的费用，只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才能由对方承担；（2）宪法第5修正案所涉及的民事案件中，证人和专家证人的出庭费用从法律规定的款项中支付。其中，第一种情况下的费用应在接到通知的1日以后由书记官评定；对评定的费用，如果当事人在5日以内提出申请，法院应对书记员的处分行为进行审理。
共同诉讼人败诉、当事人部分胜诉部分败诉时审理费用如何负担，对此《规则》没有做出规定。不过按照一般法理，此时的审理费用负担应当按照双方的实体责任按照比例进行分担，但是因某一当事人自身的过错而引发的费用，应当由该当事人自己承担。另外，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发生诉讼时分摊律师费用的条款。据此，当事人可以订立合同约定，在就合同发生纠纷时，胜诉人可以追索可能判决的损害赔偿以及律师费。
二、律师费用
（一）美国规则
按照《规则》第54条第4款第2项之规定，律师费用一般不计入诉讼费用，不能从对方处得到补偿，而是由当事人分别承担各自的律师费，这种律师费的负担方式被人们称为“美国规则”。美国法律将律师费作为诉讼的附属事项而与诉讼标的区分开来，除非法律或者规则另有规定，它是不能得到补偿的。关于“美国规则”的确立理由，有学者认为，诉讼是十分不确定的，当事人不应仅仅因为起诉或进行辩护而受到惩罚，如果律师费实行败诉者负担原则的话，穷人就会因为害怕一旦败诉的话就要承担对方的律师费而不敢起诉以维护自己的权利；此外，时间、花费以及证明何为合理的律师费也会给司法当局带来沉重的负担。在上述两个理由中，前者是主要的理由。在大多数人身损害案件中，原告无力负担己方的律师费，而是依靠风险酬金才使诉讼得以进行。许多原告也会仅仅害怕负担高昂的律师费而不敢起诉，即使这种风险较小[5]。除此以外，另有学者认为，对抗制、陪审团审判以及挑选法官的程序使得美国的诉讼较之以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来说，更为昂贵和难以预料，也是致使美国采取该规则的重要原因[6]。
（二）美国规则的例外
1.法定的例外
有180多部联邦制定法和4000多部州制定法规定可以对律师费进行补偿。大多数这类法律的理论根据是，律师费由败诉方负担能够激励当事人起诉从而更好地执行法律。但是不同立法的具体规定是不同的，其理论基础也不相同。
2.恶意诉讼的例外
在恶意诉讼中，法庭可以对律师费的偿付做出裁定，这种偿付是对不当诉讼行为的惩罚。上述裁定也可以对律师做出，其典型案例是Railway Express Inc.v.Piper一案[7]。在该案中，律师未经其当事人同意就提起一桩集团诉讼，并且没有对对方当事人的书面质问书进行答复，就代其当事人做出书面笔录，提出案件摘要书，并且无视法院的各种命令，等等。
3.藐视法庭的例外
对故意违反法庭命令的当事人，法庭可以确定由该当事人负担律师费。不过，做出这种裁定属于法院的自由裁量范围，当事人并没有要求得到律师费补偿的权利。
4.合同的例外
法院可以对合同中的律师费条款进行强制执行，比如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以及华盛顿州的法律就规定，任何合同，只要规定律师费由一方当事人负担，则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要求对方就其所支付的律师费予以补偿[8]。
5.家庭法的例外
通常法院会在离婚案件中做出律师费的裁定，配偶一方可以将律师费视为各自所得财产或者是抚养孩子以及支持不能独立生活的另一方之费用的一部分而予以支付。一些州还就家庭案件中的律师费裁定的程序做了规定，例如，伊利诺伊州的法律指示法庭，当认定配偶一方有足够的财力支付律师费而另一方支付不起律师费时，法庭可以做出中间律师费裁定，以使起诉方能够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
6.附属诉讼的例外
当被告错误地使原告卷入附属诉讼时，原告可以被告要求偿付其为进行该诉讼所花费的费用（包括律师费），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恶意告发。不过，也有学者认为，“附属诉讼”属于用词不当，因为任何附属的法律费用均是可以得到补偿的，补偿的途径也不只是诉讼一途，还包括协商等[9]。
7.私人首席律师（the private attorney general）的例外
在Alyeska一案中，法官拒绝适用司法创制的私人诉讼促进公共政策的例外规则，但是该案的裁决对由州法调整的诉讼请求（state claims）不予适用。好几个州基于私人首席律师理论规定了律师费补偿制度，它们绝大多数属于州宪法上的请求，不过，也有不少州明确表示拒绝这样做[10]。
8.共同基金（the common fund）例外
当某个案件创设了一个其他人也可享有的共同基金，原告及其律师有权得到律师费补偿。反托拉斯法授权原告有得到律师费补偿的权利，防止消费者欺诈法大抵也是这样规定的，不过其理论基础不是律师费裁决理论。在这些共同基金案件中，律师费从当事人应付给集团的诉讼请求金额中进行扣除。律师费由集团而非当事人支付，集团律师可以从共同基金中支付律师费，即使该项请求并非由关于律师费裁决的法律所规定。
（三）律师费的单向转移
律师费的单向转移是指，仅仅胜诉的原告有权获得律师费补偿，而胜诉的被告方没有这个权利。这方面的联邦法上的例子有反托拉斯法和公平劳动条件法等。而一些州法规定所有胜诉的原告均有权得到律师费补偿，但是仅仅在恶意诉讼案件中胜诉方被告才有权获得律师费补偿，其典型例子是德克萨斯州的防止欺骗交易法，该法规定，当诉讼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没有理由，或者出于恶意而提起，则被告有权就律师费获得补偿。此外，一些州法表面看起来是中立的，但却朝着有利于原告的方向进行解释。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有关人权方面的法律，比如，防止雇佣歧视法规定，法院可以基于自由裁量权做出对胜诉方当事人予以合理的律师费补偿的裁决。
为何当法律对胜诉的各方持公允态度，而法院的裁决会如此地不相同呢？对此，法院的回答是，胜诉原告维护的是联邦政策，败诉被告是被判决的犯错者；但是胜诉被告保护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败诉原告并未做错什么，法院担心赋予胜诉被告以律师费补偿权会抑制原告提起无懈可击以外的其他诉讼。
律师费单向转移制度集中体现了美国鼓励诉讼的政策。如果原告必须支付己方的律师费，他们就能负担得起那些虽然有价值但却并不经济的诉讼。因为他们能够获得所有的赔偿，而不是只获得除去了律师费之后的赔偿，此外，如果情况变糟，他们也不必过于担心责任问题。
（四）胜诉酬金
胜诉酬金（contingent fee）是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关于律师报酬的协议，按照这种协议，律师在准备和出庭陈述方面投入必要的时间，律师的报酬为当事人将来可能取得的款项的一部分。在美国，人身伤害赔偿案件一般都使用这种协议[11]。过去的普通法认为胜诉报酬协议是无效的，其理由是它是支持诉讼之人与请求权利人之间分享诉讼成果的一笔交易，不当地促进了他人的诉讼，并且这种协议还是经济性的发动、支持他人在法庭上或在别的场合进行争吵——而这些行为均被过去的普通法认为是犯罪。
在当今美国，胜诉酬金一般被认为是有效的，但是在一些情况下，法院也可能宣告此类协议无效，比如离婚案件，其理由是胜诉酬金协议会不恰当地推动离婚。在City of Burlington v. Dague 一案中，最高法院驳回了或然增加的补偿额。最高法院裁定道：或然增加的补偿额与胜诉方当事人的要求不相符合，因为这不过是当事人就其败诉支付律师费的一种掩盖方式；最高法院还驳斥了认为或然增加的补偿额实际上是对律师诉讼风险的一种补偿的观点[12]。
【案情】


刘某退伍后，被安排在某镇政府工作，工作两年后，刘某自行离开单位到南方某市打工。刘某的父母认为儿子被安排到镇政府工作也着实不易，如今轻易放弃甚为可惜。便通过走动关系，安排刘某在家待业的弟弟刘二顶替刘某到镇政府上班，刘二以哥哥刘某的名义在该镇政府工作三年后，被人举报，公安机关遂以诈骗罪对刘二进行了批捕。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构成诈骗罪；第二种意见认为不构成诈骗罪，刘二与镇政府构成一种事实合同关系。


【评析】


首先，我国刑法第266条对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由此可知，对诈骗罪的理解，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本案中刘二顶替刘某到镇政府上班，在工作中，皆是以刘某的名义出现，以刘某的名义领取工资。从形式看的确符合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刑法规定。但刘二的这种欺诈行为并没有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镇政府给刘二发放工资也不是基于错误认识。由于刘某在镇政府上班已经两年，镇政府里面很多人对刘某已经熟悉，而对于刘二顶替哥哥上班一事，单位里很多人都是知情的。同时诈骗罪侵犯的对象，仅限于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物，而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刘二顶替哥哥上班，最终看的确是从单位里领取了工资，但顶替行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取工作机会。


其次，从主观角度衡量，行为人实施诈骗的主观意图是为了骗取财物，而本案中刘二主观意图是顶替哥哥上班。顶替制度在我国上世纪80年代末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很多偏远地区，这种顶替参加工作的思想仍然存在，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从事的一些行为，应该以历史的眼光进行考量，不宜片面理解认定为犯罪。


最后，对刘二的行为应如何认定呢？本文认为刘二的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而是与镇政府构成了一种事实合同关系。根据《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根据合同法理论，合同无效的，因该合同取得财产，应该返还。可按照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无效的劳动台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很显然，合同法的原理无法适用于劳动合同，因为，劳动力一旦付出，就无法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因为此时劳动者已经提供了劳动。同时，据《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规定，只要单位有实际用工，不管合同有无效力，都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是否存在实际用工的事实是判断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唯一标准。本案中，刘二顶替刘某参加工作，虽然并不能导致刘二成为该镇政府的正式工作人员，但他与镇政府之间毕竟存在着一种事实劳动关系，事实劳动关系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种法律行为，只有法律行为才存在效力问题。事实状态仅仅是客观情况的反映，不存在无效情况，所以，刘二顶替哥哥刘某上班的行为不影响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


（作者单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巩义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