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解释(三)第1条的立法缺陷与司法救济
王礼仁
2011年8月12日公布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存在明显缺陷，如何进行司法救济，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内容及其立法背景
（一）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原文内容：
第一条 当事人以婚姻法第十条规定以外的情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当事人的申请。
当事人以结婚登记程序存在瑕疵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二）第一条立法背景简介
上述第一条规定在讨论过程中争议较大的是第二款的内容，从立法进程上考察，可以说是几经反复。第一条最初稿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因婚姻登记中的瑕疵问题起诉请求宣告婚姻无效的，人民法院经审查不属婚姻法第十条规定的无效婚姻情形的，应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出行政诉讼”。而2010年11月15日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出行政诉讼”。但由于在讨论中人们对该条的意见较大，认为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等于没有规定。因而，要求对瑕疵瑕疵婚姻的诉讼路径予以明确。但对其内容应当如何设计有不同看法。而主要者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主张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诉讼，以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解决；另一种意见主张应当恢复初稿内容。现在正式通过司法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即不是第一种意见，也不是简单地恢复原来的内容，而是作了一个令人寻味的、颇有想象空间的规定，即在民事诉讼中，主张行政诉讼内容的（即“主张撤销结婚登记的”），告知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立法缺陷

在我看来，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的规定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不能解决问题。只是一种画饼充饥，在立法形式上作了一种应付性交代，事实上根本不管用。

（一）这种规定是多余的

在民事诉讼中主张行政诉讼内容的，几乎不存在或很少。因为“主张撤销结婚登记”，这是一种行政诉讼性质。稍有一点法律知识的人，不可能在民事诉讼中打行政诉讼官司，即在民事诉讼中“主张撤销结婚登记”。在民事诉讼中，除了离婚外，关于婚姻效力的诉讼，其诉讼标的只涉及婚姻婚姻关系本身有效与无效、或成立与不成立（包括存在与不存在）。一般只有婚姻无效之诉、婚姻撤销之诉、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因而，在民事诉讼中，“主张撤销结婚登记”，当然不行，无需规定自明。

（二）这种规定不管用

所谓“告知其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是一条难以行通的路径。也就是说，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主张撤销结婚登记，你告知其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事实上也不能解决或不能有效解决。这主要是因为“行政复议不能”和“行政诉讼无能”所造成的。

1、“行政复议不能”，行政复议的路径不通

所谓“行政复议不能”，就是婚姻瑕疵纠纷，婚姻登记机关无权处理，不能通过行政复议程序解决。
第一，民政机关无权处理婚姻效力纠纷。
婚姻登记机关过去处理婚姻效力纠纷，有其历史背景或原因。即当时没有婚姻无效制度，有些婚姻在法律上不能承认其效力时，只能通过撤销婚姻登记予以否认。因而，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实际上起到宣告婚姻无效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婚姻无效制度的补充。
目前，我国婚姻法设立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有其严格的条件，在这种法律体制下，如果再允许婚姻登记机关任意撤销婚姻登记，将会间接宣告婚姻无效，扩大婚姻无效的范围。为了维护法制的统一，防止婚姻登记机关任意撤销婚姻登记，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有关部门规章已经取消了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力。因而，民政机关已经无权处理此类纠纷。
第二，民政机关无处理婚姻效力纠纷的职能。
民政机关办理婚姻登记的主要职责是审查申请材料的形式真实性，并对形式真实和合法的婚姻申请予以登记，不具有判断婚姻关系实质上有无效力的相应职权，更没有对争议的调处、裁决权。那么，在当事人提出撤销婚姻时，民政机关是一律撤销呢？还是有选择地撤销呢？如果是有选择地撤销，民政机关就需要判断，而判断则涉及调查或实质裁决，民政机关没有这个职权。因而，民政机关无力处理婚姻效力纠纷。要民政机关处理此类纠纷，实际上是行使审判机关的职权。
第三，民政机关无处理婚姻效力纠纷的能力。
婚姻登记程序瑕疵的情形众多，哪些应当撤销，哪些不应当撤销？哪些影响婚姻的成立或效力，哪些不影响婚姻的成立或效力，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对于法学家来讲，这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内，都对这一问题还没有提出有效地解决方案。婚姻登记机关的基层工作人员，怎么能对如此复杂的问题作出判断？
第四，由民政机关处理婚姻效力纠纷，将会把民政机关推向“两难”的境地。
其一，如果民政机关以无权处理为由拒绝处理，则会以不作为被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其二，民政机关如果处理，也会被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一是如果民政机关进行实质审查，则需要当事人提供有关实质真实的材料，这有“附加其他义务”之嫌。当事人不仅可以拒绝提供，甚至会以违法或侵权为由而起诉民政机关。因为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3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时， 除形式审查外，“不得附加其他义务”。二是如果民政机关只进行单纯的形式审查，又难免出现实质判断错误。而且对于双方有争议的婚姻登记，民政机关无论处理正确与否，将有一方提起行政诉讼。即使双方没有争议，单纯的形式审查，也难以保证撤销婚姻登记的正确性。如夫妻双方为了逃避债务，虚构撤销婚姻登记的事由和事实，民政机关通过单纯的形式审查可能会难以发现虚假而撤销婚姻登记。这样，债权人发现后则又将起诉民政机关。民政机关始终难以摆脱由当事人牵着鼻子当被告的困境。
由此可见，民政机关无权处理；你硬要它处理，它也无力处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非要民政机关当被告不可？民政机关处理婚姻效力纠纷，其结果只能是无端滋生行政诉讼，造成恶性循环，浪费社会资源。因而，取消了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是正确的，没有必要重新恢复婚姻登记机关撤销婚姻登记的权力。否则，婚姻无效制度的例示规定就会荡然无存，无效婚姻制度的规定，将会被撕得粉碎。

2、“行政诉讼无能”，其功能难以有效解决地婚姻登记纠纷

所谓“行政诉讼无能”，就是行政诉讼的功能难以有效地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行政诉讼虽然可以解决部分婚姻登记纠纷，但从总体上考察，行政诉讼不适用婚姻登记纠纷。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婚姻登记瑕疵纠纷，至少有十个方面的缺陷，包括行政证据规则、行政诉讼时效等都不适用婚姻瑕疵纠纷（见笔者《婚姻登记效力纠纷行政诉讼的十大缺陷》、《不走正门走侧门——对用行政诉讼处理婚姻登记纠纷的质疑》等）。限于篇幅，这里只强调一点，即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是婚姻登记行为，而此类案件的真正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行政诉讼对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判断，并不能解决婚姻关系合法与有效问题。许多婚姻登记行为虽然程序不合法，但并不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与有效。行政判决既要确认婚姻登记行为违法，又要确认婚姻关系有效，其判决功能难以实现。在同一婚姻关系中，涉及登记婚姻与事实婚姻需要同时作出判断时，行政诉讼更是无以应对。如山东省滕州市人民法院2009年的行政判决撤销了一起 1993年4月的婚姻登记案。［ ］本案虽然撤销了婚姻登记，但当事人在1994年2月1日前即同居，构成了事实婚姻。行政判决仅仅撤销婚姻登记，则与实际婚姻关系相互矛盾。可能会使当事人误以为双方已经不存在婚姻而另行结婚构成重婚。
为了说明问题，下面还列举几个婚姻行政诉讼判决加以说明：

（1）“穿行政判决外衣的民事判决”

由于行政判决的功能难以适用婚姻效力纠纷，许多行政判决不得不“变调”，即由行政判决变成了“穿行政判决外衣的民事判决”。
如上犹县53岁的男子刘某，于2006年11月28日起诉与55岁的杨女士离婚。而杨某则认为，“我们根本没有结婚，何来离婚呢？” 经杨某诉请，为刘某办理二人《结婚证》的水岩乡人民政府于2007年3月6日作出了注销该结婚证的决定书。刘某则以结婚证上盖的是民政部的印章而不是水岩乡的印章，水岩乡无权注销为由，于2007年3月23日向法院起诉。水岩乡政府又于2007年8月22日作出决定，撤销了3月6日的决定书。杨某随后向上犹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上犹县人民政府2007年11月2日撤销了水岩乡8月22日作出的决定。刘某于2008年3月6日向上犹县人民法院起诉。县法院认为双方婚姻有效，遂判决撤销上犹县人民政府2007年11月2日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杨某不服，上诉至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作出了维持一审的判决。
在上述二审判决中，法院认为婚姻有效的理由是这样写的：双方“领取结婚证后从2002年初起即长期公开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表明结婚登记是出自双方真实意愿，而且原告刘某与杨某之间的‘婚姻关系’不属于婚姻法规定的可撤销婚姻”。 这显然是一个民事判决理由。

（2）判了等于白判，不解决问题的无用行政判决

张二龙与张先梅的离婚行政诉讼案件。张二龙起诉认为自己没有办理离婚登记，其离婚无效，要求撤销离婚登记。而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巢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均认为婚姻登记机关作出离婚的根据不足，但考虑到张先梅在领取离婚证后又与他人登记结婚，最后作出这样的判决：“确认庐江县民政局为张二龙与张先梅办法的离婚证的行为违法”。 这种判决，不仅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而且含糊不清，使当事人不知所云。因为离婚登记行为违法并不等于离婚无效，张二龙与张先梅的离婚是否有效？判决并没解决。这是行政诉讼的无能与无赖，而作出的无用判决。这种判决根本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判了等于白判。
新闻出版署 公安部 等


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印发《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局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新闻出版署、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部分省市新闻出版局、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局）有关负责人参加的
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现将会议纪要发给你们，请迅速传达贯彻，以推动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的深入开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纪要》中涉及的政策、法律界限问题，将作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如《纪要》与“两高”的解释相抵触，以“两高”的解释
为准。

附：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纪要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法律依据和政策界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新闻出版署、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于198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有辽宁、山
东、陕西、四川、江西、湖北、广东、北京、天津、上海等10省、市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局）、新闻出版局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依法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出版局等有关部门派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同志以党的十
三大确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认真学习、研究了国务院发布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两高《通知》），交流了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经验和问题，并结合具体案例深入讨论了查处工作
中应注意的政策、法律界限；公安、新闻出版系统与会的同志还专门讨论了《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现纪要如下：
一、会议总结了前一段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工作，进一步加深了对查处工作的重要意义的认识。
与会同志回顾半年来贯彻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精神、开展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实践，一致认为：国务院关于开展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决策，是正确的、及时的。半年来取得的战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1987年7月至10月底，全国共查获非法
图书1613万余册，非法期刊474．7万余册，非法报纸656．6万余份，非法录音带151万余盒，非法录像带89600余盒。其中大部分内容诲淫诲盗，格调低下，教唆犯罪，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扰乱了社会主义的文化市场，影响了精神文明的建设，败坏了改
革、开放政策的声誉；尤其是这些非法出版物毒化了社会风气，毒害了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影响更大。近年来，刑事犯罪人员趋于低龄化，25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罪人员总数的50％以上。在青少年犯罪中，性犯罪、暴力犯罪占相当比重，其中不少是带有帮会色彩的团伙犯罪
。出现这种社会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受了宣扬打斗、凶杀、色情、淫秽的非法出版物的毒害和引诱。因此，对非法出版活动，特别是对非法出版犯罪活动，进行严厉打击，是十分必要的。开展这项斗争，是把加强行政管理、加强经济管理、加强治安管理与打击犯罪结
合起来的综合治理工作，是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和经济的重要步骤，是为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措施。
与会同志还指出，这次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行动，由于各级政府重视，有关部门协同作战，广泛宣传，大造声势，重点明确，注意政策，堵源截流，加强管理，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初步刹住了猖獗一时的非法出版活动。但是，我们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清楚地认识
到：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还将长期存在，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敌对分子还将长期存在；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势必仍有一些人千方百计地钻法制不健全的空隙，利用非法出版活动牟取暴利，甚至进行破
坏活动。因此，我们要将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加强联系，互相支持，联合行动，对随时出现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予以迎头痛击，以保卫和促进四化建设，使改革、开放得以顺利进行。
二、会议强调加强经常性的管理工作，逐步使出版管理工作法规化、制度化。
与会同志指出，要比较彻底地制止非法出版活动，必须针对出版活动（包括编辑、印刷、发行、销售）每个环节存在的问题，摸索符合客观规律的管理制度，既治标，又治本；既堵塞漏洞，又利于改革搞活，使管理工作逐步走上法规化、制度化的轨道，促进我国出版事业进入健康而富
有活力的发展阶段。
出版管理中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印刷业的管理，以堵塞非法出版物的源头。为此，会议对国家经委、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文化部、轻工部等部门联合草拟的《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希望尽快发布实施。
三、会议认为国务院发布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和两高《通知》，为查处非法出版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通过认真学习两个法规文件，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两个法规文件的发布，为查处非法出版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标志着我国出版管理事业在加强法制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大家分析这两个文件的内容说：两高《通知》的第一项规定，明确了查处一般的非法出版犯罪案件的法律依据，即凡是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销售活动，情节严重的，都应当按投机倒把罪论处；两高《通知》的第二项规定，明确了查处特殊的非法出
版活动，其中非法经营或非法获利数额巨大或情节严重的，应以投机倒把罪论处。而《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将“印制、销售、传播非法出版物（包括录音录像制品），获得非法利润的行为”，列入应予以行政处罚的投机倒把行为，则为查处一般的构不成犯罪的非法出版活动提供了
法律依据。有了这两个法律文件，查处非法出版活动的法律依据就比较完备了。如果说，以往对非法出版活动打击不力是因为法律规定不够明确，那么，今后再出现打击不力的现象就是我们工作上的问题了。
四、会议对当前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中的几个重要的政策、法律界限问题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与会同志通过对当前查处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深入讨论，对几个重要的应当解决的政策、法律界限问题有了较明确的认识。
1．关于“非法出版物”的含义。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对非法出版物的含义作了明确规定：
凡不是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印制的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图书、录音带、录像带等，都属于非法出版物。
非出版单位编印、翻录内部使用的非营利性的资料性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须报经主管单位批准，并经县级以上（含县级）新闻出版（文化）行政机关或省以上（含省级）音像管理机关核准并发给准印证，方可印制；否则，所印制的出版物，亦视为非法出版物。
上述规定区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以出版物本身是否取得国家有关部门认可为依据。按照有关行政法规定，只有经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审批登记、经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册并领取了营业执照的出版单位，才是合法出版单位。凡不是合法出版单位印制的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均是非
法出版物。这类非法出版物的形式主要有：
伪称根本不存在的出版单位，印制的出版物；
盗用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的名义，印制的出版物；
盗印、盗制合法出版物而在社会上公开发行销售的出版物；
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不署名出版单位或署名非出版单位的出版物；
承印者以牟取非法利润为目的，擅自加印、加制的出版物；
被明令解散的出版单位的成员，擅自重印或以原编辑部名义出版的出版物；
其他非出版单位印制的供公开发行的出版物。
除上述非法出版物外，内容淫秽、反动的出版物，也是非法出版物；即使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出版的具有淫秽、反动内容的出版物，也应视为非法出版物。
2．关于当前查处的重点对象。与会同志认为，在当前依法查处非法出版活动中，应重点查处以下几种犯罪分子：
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淫秽出版物的制作、贩卖、传播的犯罪分子；
以牟取暴利为目的，大量出版、印制、发行、销售内容淫秽、反动的非法出版物的犯罪分子；
以从事非法出版活动为常业、获取非法收入数额巨大的犯罪分子；
非法出版活动集团的首要分子；
从事非法出版活动屡教不改，特别是曾受到处罚仍不悔改，继续搞非法出版活动的犯罪分子。
与会同志强调，在查处工作中，一定要十分注意区分合法与非法、罪与非罪的界限：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已经构成犯罪，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而判断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对于那些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非法出版活动，原则上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改革中出现的新鲜事物，则要加以保护、扶植。总之，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注意掌握政策界限，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实事求是，区别对待，以达到打击少数严重不
法分子，教育大多数的目的”。
3．关于对以投机倒把罪论处的非法出版犯罪案件如何认定“情节严重”的问题。与会同志认为，认定“情节严重”应当以非法经营的数额或非法获利的数额较大为起点，并结合考虑其他严重情节。由于非法出版活动本身具有的不付稿酬、印制量大、利润高等特点，如果对非法出版犯
罪案件完全适用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关于“数额”的规定，就不恰当了。但是，目前司法机关处理这类案件较少，非法出版活动的情况又较复杂，要提出一个比较适当的量刑数额标准，条件还不够成熟，需要通过司法实践总结经
验。当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参照两高1985年规定的数额，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本地区应掌握的数额标准。同时，应结合其他严重情节综合加以考虑。其他严重情节主要有：非法出版物内容的毒素大、危害性大；长期从事或多次搞非法出版活动；经行政处罚仍不悔改；
利用职权搞非法出版活动；非法出版物已发行到社会上，等。
4．关于非法出版物的鉴定问题。与会同志一致同意对非法出版物，特别是淫秽出版物，司法机关应委托当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出版物主管部门组织具有专门知识和一定政治素质的人进行鉴定。出版物的鉴定，必须有3名以上经出版物主管部门指派、经司法机关聘请的人进行；鉴
定后，应写出鉴定书；鉴定人、指派鉴定人的单位应在鉴定书上签字或加盖印章；鉴定书应较具体地写明鉴定结论的根据。
对鉴定结论发生争议或有异义时，属图书、报刊的，应提请国家新闻出版署组织专人复核；属音像的，应提请广播电影电视部组织专人复核。
鉴定淫秽出版物的标准，是国务院1985年4月发布的《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中的有关规定。
5．关于如何对待已处理的案件。对两高《通知》下发前已作过处理的案件，一般不再变动，但对下列少数案件要重新处理：非法获利或非法经营数额特别巨大，而原判量刑畸轻的案件；犯罪活动情节恶劣，而原判量刑畸轻的案件；依法本应严惩，而只作了行政处罚的案件；受到行政
处罚仍不悔必，继续从事非法出版活动或其他犯罪活动的案件等。
6．关于证据问题。在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案件时，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要把证据搞扎实；对非法经营和非法获利的数额，要证据确凿，计算准确，不能估算。
7．关于如何处理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问题。与会同志反映，目前在查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非法出版活动中，阻力很大，处理困难。与会同志认为，办理这一类案件时，一定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刚正不阿，秉公执法，严格按照两高在《
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的有关规定办案，即：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非法出版活动，为本单位牟取不正当利益的，一般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工商法规处理；对其中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中饱私囊、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依法
追究其刑事责任；上述单位进行非法出版活动，数额特别巨大，或者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也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与会同志强调，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既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又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各有关部门会后应进一步加强联系，互通情况，互相支持，配合行动，不要互相推诿，也不要越权插手不应属于本部门处理的案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文化等管理部门要会同公安、工商
行政管理等部门切实加强对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的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非法出版违法活动，要尽快查清，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公安部门对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特别是对制作淫秽出版物的犯罪活动，要迅速立案、侦破、移送检察机关；检察院、法院受理案件后，对严重的非法出版犯罪
分子，应当依法惩处。会议希望各地抓住若干典型案例，特别是大案要案，尽快查清处理，广为宣传，以推动查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工作的深入开展。



1988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