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新品种诉权的选择——对一起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案的法律分析

武合讲


　　植物新品种是育种人创造的智力劳动成果。处于不同状态的植物新品种，育种人可以享有不同的知识产权保护。授予专利权的，可以享有专利权；属于授权品种的，可以享有品种权；经审定通过的，可以享有科技成果权；处于保密状态的，可以享有技术秘密权。知识产权受到侵犯的，育种人应当依据知识产权的不同形式，选择不同的保护方式，保护因育成植物新品种所产生的知识产权。如果育种人不能正确认识因植物新品种所获得的知识产权的形式，就不能正确保护所获得的知识产权。作者借助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上诉人湖南省怡清源茶业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湖南省桃源县古洞春茶业有限责任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对与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问题，谈点个人意见。
案情简介：
原告古洞春公司诉称：“桃源大叶”茶树系古洞春公司法定代表人卢万俊发现，经卢万俊与科研人员研究、培育，通过了科技成果鉴定和农作物品种审定，多次在湖南省内获奖。古洞春公司以“桃源大叶”茶为原料生产的“野茶王”、“野茶”系列产品行销全国，成为桃源特产，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怡清源公司在其产品包装上伪造产地，仿冒古洞春公司的“野茶王”、“野茶”系列名牌，并在其编写的《茶与茶文化概论》一书以及网页上进行虚假宣传，属于不正当竞争。向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怡清源公司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公开致歉并赔偿因其不正当竞争给古洞春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30万元。被告怡清源公司辩称：古洞春公司对“桃源大叶”没有品种发现权；怡清源公司生产的“野针王”、“野茶毛尖”、“野针绿茶”、“野针毛尖”不构成对古洞春公司产品名称权的侵犯；怡清源公司未伪造“桃源大叶”的产地，不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驳回古洞春公司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常德市中级法院查明：卢万俊等人，1969年在当地发现一株“桃源大叶”母本野生茶树，1974年发现一株类似野生的中叶茶树。卢万俊等人对茶树短穗扦插育苗实验获得成功。1989年通过省教委、省科委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取得（1989）湘科鉴字第127号《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书》。1992年通过了湖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组织的品种审定，取得品审证字第 107号(1)《农作物品种审定合格证书》，审定名称为“桃源大叶”。1994年 、1995年先后获奖。桃源茶种站及古洞春公司以“桃源大叶”茶为原料生产的“野茶王”、“野茶”等系列产品多次获奖，成为桃源特产。1996年桃源茶种站申请注销登记，原桃源茶种站人员组成股东，另创建古洞春公司，仍从事茶叶种植研究，原厂房设备及其债务由古洞春公司负责。自1996年以来，怡清源公司在其产品“野茶毛尖”的包装袋上注明“本品以桃源野茶大叶为原料”。怡清源公司还曾生产过与原告古洞春公司产品名称相同的“野茶王”。常德市中级法院认为：桃源茶种站和农学院研究所共同对“桃源大叶”茶享有品种发现权。怡清源公司不具有“桃源大叶”茶的品种发现权，也未通过协议取得“桃源大叶”品种的使用权，其虚假宣传行为使消费者误认为怡清源公司茶叶产品的制作成分就是“桃源大叶”，构成对古洞春公司“桃源大叶”茶树品种发现权的侵犯。古洞春公司以“桃源大叶”为原料制作的“野茶王”、“野茶”系列产品在我国茶叶市场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其商品名称对商品的质量、原料、功能、用途等特点有一定的叙述性，不是商品的通用名称，故该产品可以认定为知名商品。怡清源公司生产的“野针王”与古洞春公司茶叶产品的名称相近似，易造成消费者的误认，构成对古洞春公司“野茶王”茶叶产品特有名称的侵犯。常德市中级法院判决，怡清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在其茶叶产品包装袋及其互联网站中利用“桃源大叶”茶树品种进行虚假广告宣传的行为，停止对其茶叶产品产地及茶叶产品制作成分做虚假宣传的广告行为；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赔偿原告古洞春公司经济损失10万元；在《中国茶叶》杂志及其开办的互联网站上刊登经法院审核的致歉声明，并承担刊登致歉声明的相关费用等。
怡清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理由是：1、原判对“桃源大叶”品种权认定事实不清，混淆了品种权与植物新品种、农产品经销权的概念。2、上诉人未伪造产地。3、认定上诉人侵犯被上诉人“野茶王”知名商品特有名称权这一事实的证据不足。4、引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条文认定侵犯品种权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湖南省高级法院认为：发现权和品种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法通则规定发现权只是发现者享有的一种荣誉权和被奖励权，发现权的客体是已存在的自然事实，发现人对其发现的客体并不享有排他的支配权。同时，发现本身也是一种事实，故发现权不能转让，不能许可他人使用，也不能继受取得。“桃源大叶”母本野生茶树的发现权应当由发现该株野生茶树的当地群众和卢万俊、黄汉元等享有，古洞春公司不享有“桃源大叶”母本野生茶树的发现权。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植物品种权的取得，必须向农业部或林业部提出品种权申请，由农业部或林业部依法定程序对该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对经审查符合相关规定的决定授予品种权并向申请人颁发品种权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非经上述程序，任何个人或单位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原始取得品种权。“桃源大叶”茶树新品种是由农学院研究所和桃源茶种站共同对野生大叶茶树进行选育而形成的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茶树新品种不可能通过“发现”产生，也不存在所谓茶树新品种的“发现权”。本案中，虽然“桃源大叶”茶树品种客观存在，但未经审批机关依法定程序授予品种权。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古洞春公司享有“桃源大叶”的品种权错误。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不能认定古洞春公司生产、销售的系列产品为知名商品。判定商品的名称是否为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首先应认定某一商品生产经营者在先使用，古洞春公司成立于怡清源公司之后，不能认定“野茶王”、“野茶”为古洞春公司茶叶产品的特有名称。怡清源公司不仅通过与当地政府、农户合作，在桃源县建立了自己的茶叶基地，选育优质茶树品种，而且还通过与桃源县境内的茶叶公司、茶叶加工厂及茶农签订收购、加工茶叶产品的协议，大量收购“桃源大叶”茶作为原料生产、加工怡清源牌系列茶产品。怡清源公司没有伪造茶叶产品产地。怡清源公司通过组编《茶与茶文化概论》一书以及在公司网站和产品包装上宣传、介绍“桃源大叶”，提高“桃源大叶”的知名度，没有贬损竞争对手，损害古洞春公司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湖南省高级法院判决：撤销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常民三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驳回古洞春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例分析：
一、育种人对审定品种享有的是科技成果权而不是植物新品种权。
本案的基本事实是，1969年秋，卢万俊、黄汉元等在深山中发现一株“桃源大叶”母本野生茶树，1974年在发现一株类似野生的中叶茶树，1976年进行“桃源大叶”茶树的短穗扦插育苗实验获得成功开始系统繁育、推广，1989年通过科技成果鉴定获(1989)湘科鉴字第127号《科学技术成果鉴定书》，1992年经审定通过获湖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核发的品审证字第 107号(1)《农作物品种审定合格证书》，1993年分获省、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上述事实说明，“桃源大叶”属于通过科技成果鉴定的经审定通过的茶树新品种。因卢万俊等对发现的野生茶树经短穗扦插育苗实验获得成功，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属于卢万俊等的科技成果。“桃源大叶”是经科技成果鉴定和审定通过的植物新品种，依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十三条、《农业技术推广法》第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属于农业科技成果。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卢万俊等对其选育的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享有科技成果权；科技成果被他人侵占，科技成果权被他人侵犯的，侵权人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二??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农业部发布第14号令，公布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第七批），将茶组 Camellia L. Section Thea (L.) Dyer列入保护名录。自此，茶树属于受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农作物。《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农作物植物新品种权的取得，必须向农业部提出品种权申请，由农业部依法定程序对该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对经审查符合相关规定的，决定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并向品种权所有人颁发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非经上述程序，任何个人或单位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原始取得植物新品种权。因我国施行植物新品种保护较晚，1992年经审定通过的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当时不可能成为授权品种。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自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后，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未申请品种权保护，其不是授权品种，不可能有品种权人，无人对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享有品种权。
植物新品种的选育人，对其选育并经审定通过的植物新品种即审定品种享有的是科技成果权。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人，对其申请并经授权的植物新品种即授权品种享有植物新品种权。科技成果权和植物新品种权虽然都因植物新品种而得，但两种知识产权的来源、内容均不同，不得混淆。本案的原告对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享有是科技成果权，如果认为被告侵犯了其对选育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享有的权利，应当提起侵犯科技成果权之诉。因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不是授权品种，本案的原告对其不享有品种权，以被告侵犯其品种权为由提起诉讼，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本案的原告败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既混淆了审定品种和授权品种的概念，又混淆了因选育植物新品种取得的科技成果权和因申请植物新品种权获得的植物新品种权的概念。
二、擅自经营、推广审定品种的，应当承担侵犯科技成果权的法律责任。
《种子法》对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经营、推广，作出了禁止性规定。《种子法》第十七条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通过的，不得发布广告，不得经营、推广”。法律作出经审定通过的品种可以经营、推广，只是对经营、推广主要农作物品种的解禁，不是对人的解禁。未经育种人同意，经营、推广育种人享有科技成果权的审定品种的，构成对育种人科技成果权的侵犯，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中，审定品种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是原告选育的，被告等如果未经原告许可经营、推广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就侵犯了原告享有的科技成果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原告没有提起侵犯科技成果权之诉，是其权益不能得到保护的有一个原因。
三、品种权保护的客体，是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而非收获材料。
古洞春公司和怡清源公司是两家以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的叶为原料生产茶叶的公司。两公司利用同一种茶树的叶为原料生产不同品牌的商品茶叶，因商品相同，所以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古洞春公司以其对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享有植物新品种权为由禁止怡清源公司利用茶树新品种“桃源大叶”的叶为原料生产商品茶叶，混淆了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和收获材料两个概念。繁殖材料是指用于种植或者繁殖农作物和林木的材料。收获材料是指自农作物和林木收获的农产品。古洞春公司和怡清源公司生产茶叶所用的叶，是茶树上的收获物，不是繁殖茶树的种苗；茶树的叶一般不具有繁殖茶树的功能，不属于繁殖材料。《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六条规定，完成育种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以下称品种权人）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生产或者销售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得为商业目的将该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但是，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述规定说明，我国法律保护的是授权品种的繁殖材料，不保护授权品种的收获材料。我国加入的是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公约1978年文本，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公约1991年文本才保护授权品种的收获材料。因茶树的叶属于收获材料，所以即使茶树品种“桃源大叶”属于授权品种，经营使用茶树品种“桃源大叶”的叶生产的商品茶叶，也不侵犯品种权人的品种权。本案的原告混淆了繁殖材料和收获材料的概念。
四、植物新品种，是育种人的发明而不是发现。
《种子法》规定，品种是指经过人工选育或者发现并经过改良，形态特征和生物学特性一致，遗传性状相对稳定的植物群体。依据上述规定，品种必须是经过人工选育或者对发现的原始材料进行改良的结果。发现的只能是原始材料，未经人工改良不能成为品种。本案的茶树品种“桃源大叶”，是卢万俊等研究人员利用发现的“桃源大叶”母本野生茶树和类似野生的中叶茶树，经过五年多的观察、记载和进行“桃源大叶”茶树的短穗扦插育苗实验获得成功的。茶树品种“桃源大叶”是育种人卢万俊等对发现的野生茶树施行短穗扦插育苗实验等改良、选育行为获得的一种发明创造。
《民法通则》规定，“公民对自己的发现享有发现权。发现人有权申请领取发现证书 、奖金或者其他奖励”。发现权属知识产权的范畴，发现人申请领取发现证书 、奖金或者其他奖励的权利是领奖权。发现人的领奖权是一种人身权，只属于发现人公民个人，不能转让和继受。依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品种权包含人身权和财产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通过许可、转让或继受获得品种权。本案的原告混淆了发现权和品种权的概念。
五、育种人对审定品种的名称不享有独占权。
《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规定，“审定公告公布的品种名称，为该品种的通用名称。禁止在生产、经营、推广过程中擅自更改该品种的通用名称”。依据该规定，凡是生产、经营、推广审定品种的，都必须使用该品种的通用名称，育种人对审定品种的品种名称不享有独占权。“桃源大叶”是审定公告的茶树品种名称，生产、经营、推广该茶树品种的，都必须使用审定名称“桃源大叶”。“桃源大叶”作为茶树品种的审定名称，为该茶树品种所独有，不为任何人所独占。生产、经营茶树品种“桃源大叶”商品茶叶的，使用审定名称“桃源大叶”说明商品茶叶原料的，不构成侵权。
六、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不是授权品种。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规定，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有以下重要特征：产品或商品来源于特定的地区；该产品品质和信誉与该地区的特定地理环境有关联。地理标志产品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地理标志产品不能脱离特定地域的地理自然因素。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是产自特定地域的具有特定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的产品，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的是品种权人对授权品种享有的独占权。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地区的植物新品种，不一定是授权品种；授权品种所产的产品，不一定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自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2005年第208号公告起，桃源野茶王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凡是获得批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企业，利用产自2005年第208号公告区域内的茶树品种“桃源大叶”的叶生产的桃源野茶王商品茶叶，都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利用茶树品种“桃源大叶”的叶为原料生产的商品茶叶是否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与“桃源大叶”是否授权品种，没有关系。原告以利用茶树品种“桃源大叶”的叶为原料生产的桃源野茶王商品茶叶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为由，指控被告侵犯其品种权，混淆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两种知识产权的概念。


武合讲，专业从事农作物种子和植物新品种法律事务的专职律师，农学和法学讲师，电话：010-62128839 15901032135、13605306590，E-mail：whj148@yahoo.com.cn，住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中国农业科学院院内），http://www.ny148.cn/main/

湖南省长沙市人大常委会


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2010年第 30 号）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已由长沙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0年10月27日通过，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0年11月27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2010年月11月30日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条例

（2010年10月27日长沙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2010年11月27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继承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发挥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长沙铜官窑遗址，是指位于长沙市望城县境内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制瓷及相关遗址。

第三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应当贯彻国家文物工作方针，坚持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确保长沙铜官窑遗址及其历史风貌的真实性、完整性。

第四条 长沙市人民政府对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望城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本条例。

长沙市人民政府、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列入本市、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长沙铜官窑遗址所在地的镇人民政府应当在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遗址的保护工作。

第五条 文物管理部门对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公安、规划、建设、国土、旅游、环保、工商行政、知识产权等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工作。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负责遗址的日常保护和管理工作，文物等相关管理部门可以依法委托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行使与遗址保护有关的行政管理职权。

第六条 长沙市人民政府、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鼓励国内外社会力量捐助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事业。捐助资金应当用于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保护及文物征集，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和捐助人的监督。

第七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做好遗址的保护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长沙铜官窑遗址的义务，有权劝阻和检举破坏长沙铜官窑遗址的行为。



第二章 规划保护

第八条 长沙市人民政府应当将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纳入长沙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由望城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

第九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根据保护总体规划及时组织编制专项保护方案，专项保护方案经望城县人民政府同意后，报长沙市人民政府审批。依法需经上级相关部门批准的，应当按法定程序报批。

专项保护方案应当纳入城乡建设详细规划。

第十条 编制、修订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及遗址专项保护方案，应当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变更已经批准的保护总体规划及专项保护方案。保护总体规划及专项保护方案如需调整或者变更，应当按原批准程序报批。

第十二条 文物、规划、建设、国土等管理部门应当按照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及专项保护方案，加强对与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有关的建设项目的审查、监督和对违法建设的查处。



第三章分层次保护

第十三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应当按照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实行分层次保护。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包括两个区域：（一）北至觉华山脚；南至原有水陆分界线；西至宝塔洲东岸；东沿长坡和邱家嘴村自然道路为界；（二）北至金家坡山脚；南至土地坡边界；西至金家坡小路；东沿郭家岭小路。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外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北至觉华山北麓和大坡；南至麻潭山山脚处水田田埂；西至湘江岸边（包括宝塔洲）；东至黄板塘、王家塘和圣公岭自然边界。

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具体界线以省人民政府公布的《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为准。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界线根据考古发现或者研究成果需要进行调整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报批。

第十四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下列历史文化遗产属于保护对象：

（一）窑址、作坊遗迹及其他反映当时瓷器生产、销售活动的不可移动文物；

（二）瓷器、制瓷工具、窑具及其残片等埋藏或者馆藏的可移动文物；

（三）遗址的历史风貌和自然环境；

（四）其他需要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

与长沙铜官窑制瓷相关的传统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予以保护。

第十五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在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设立保护标志和界桩，并保持其完好。

第十六条 在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非法采集文物；

（二）在文物或者保护设施上涂污、刻画、张贴、攀登；

（三）存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等危害遗址安全的物品；

（四）擅自移动、拆除、损坏保护标志、界桩和其他文物保护设施；

（五）违规倾倒、堆放垃圾或者排放污水；

（六）违规采沙、采石、取土、打井、挖建沟渠池塘、深翻土地等改变地形地貌的行为；

（七）狩猎、破坏植被或者违规砍伐林木；

（八）在未开放的区域内参观；

（九）在禁止拍摄的区域或者对禁止拍照的文物进行拍照、拍摄；

（十）其他有损于遗址保护的行为。

第十七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与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无关的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因特殊情况需要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依法履行报批手续。

第十八条 在长沙铜官窑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建设应当符合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不得破坏长沙铜官窑遗址历史风貌。编制工程设计方案应当组织文物专家论证，并征求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的意见。

第十九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葬坟、修墓（含立碑）、毁林开荒；不得建设危害文物安全、破坏遗址历史风貌或者污染遗址及其环境的设施。

对已有的危害文物安全、破坏遗址历史风貌或者污染遗址及其环境的建（构）筑物和设施，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责令限期整治或者迁出。

第二十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禁止新批宅基地。

对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内原有村民应当按照保护总体规划逐步迁出。长沙铜官窑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内原有村民住宅不符合保护总体规划的，应当按照保护总体规划的要求进行改造或者整治，并逐步调整至与长沙铜官窑遗址环境风貌相协调。

按照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迁出村民、组织改造或者整治村民住宅的，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补偿、补助。

第二十一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水利水系、植被、山体等环境地貌现状不得随意改变。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对遗址及其地形地貌定期进行监测，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存档，发现险情，应当及时报告，并采取抢救措施。

第二十二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建立文物档案管理制度，加强文物信息的收集和整理。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配备防火、防盗、防自然损坏的设施，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第二十三条 在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应当保护现场，并立即报告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或其他相关部门。

依照前款规定发现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哄抢、私分、藏匿、损毁。

第二十四条 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长沙铜官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建立长沙铜官窑传统制瓷工艺传承人制度，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对长沙铜官窑传统制瓷工艺进行挖掘、整理，支持教育、研究机构培养相关专业人才以及名老艺人传徒授艺。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长沙铜官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



第四章 考古工作与展示利用

第二十五条 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对长沙铜官窑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的，应当会同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制定发掘计划，并依法履行报批手续。

第二十六条 在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文物标本采集的，应当征求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的意见，并依法履行报批手续。

第二十七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项目，应当事先进行考古勘探。

发现重要遗迹的，应当实施原址保护；建设项目影响遗迹原址保护的，应当另行选址。

第二十八条 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组织开展长沙铜官窑流散文物的征集、收藏工作。

对长沙铜官窑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应当向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申请指定收藏。

第二十九条 望城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设长沙铜官窑遗址博物馆和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展示长沙铜官窑遗址历史文化。

第三十条 在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从事旅游或者其他经营活动，应当符合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并遵守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相关行政机关、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工作中，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和专项保护方案实施遗址保护的；

（二）在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违规批准宅基地的；

（三）违规批准改变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水利、水系、植被、山体等环境地貌现状的；

（四）违规批准从事旅游或者其他经营活动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涂污、刻划或者损坏文物尚不严重的，由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或者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二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征求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管理机构意见的，由市文物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扰乱长沙铜官窑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经营管理秩序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依法给予处罚。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相关法律、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